一夫多妻并不准确，古代长期存在一妻多妾制有其合理性

严格来讲，一夫多妻制并不确切，实际上在古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农耕文明中长时间存在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这一点，凡是对传统文化或者读过历史小说诸如四大名著的人都会知晓。

《孟子》散文中的名篇《齐人有一妻一妾》，讲到“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对从妻子说“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而实际上“之祭者乞其余”，意思向那些扫墓的人乞讨残羹剩饭，满足口腹。齐人的家境到了向扫墓人讨剩饭的境地，却还保留着一妻一妾，可见当时这种婚配风俗很是普及。

《金瓶梅》中很大的笔墨就描写了西门庆一妻五妾日常生活，西门庆拥有一妻五妾，如果算上因病而死的卓丢儿的话，一共六个小老婆。其中，李娇儿和卓丢儿出身妓女，潘金莲、孟玉楼、李瓶儿则是“二锅头”，通俗点就是再嫁女。其实，在明末，无论民间小老板、小暴发户了，还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找个婊子做小老婆已不再遭人谴责，而成为一种时尚了。

一夫一妻多妾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制度之一。为什么这种看似不合理的制度会长时间存在呢？这个问题颇为有趣。

我们先从一夫一妻多妾制本身说起。妻则无需多言，一般指人生中的第一个媳妇。妾，就字形而言，上为刀，下为女，刀家女子，可见妾是有罪受刑的女子。翻看历史，妾则由周朝贵族嫁娶中女方陪嫁同族的姊妹或姑侄演变而来的，在天子称为媵，大夫称为妾。后来媵妾渐渐不分。但无论怎样，妾则家庭、社会角色定位中往往扮演着苦情的角色。

首先，一夫一妻多妾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古代，尤其是古代社会是一个父系氏族的社会，男人往往当权，极有可能拥有更多的财产并成为政治上的领导者,他们希望占有更多的妻子以及生育更多的子女来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不再战俘,开始把男当作奴隶,把女战俘当作妻妾。而占有奴隶和妻妾的多少日渐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这些注定了一夫一妻多妾制产生、存在和延续，而不是以女性为中心的“一妻多夫制”。

其次，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对女人的渴望和占有似乎是“欲壑难填”。不断膨胀的欲望为男人见异思迁、喜新厌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此外，在长期的农耕时代，这种正式的纳妾制度是本质上是妾成为家庭中的一员，发挥抚养后代的角色，这也是应对古代人口存活率低下的一个现实考量。众所周知，古代战争频繁，男人们往往上阵杀敌，保家卫国。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更为残酷，每经历一场战争，就会有一大群男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而剩下的则只是一大堆的妇女们。秦赵之间的一场长平之战，赵国先后损失了45万男丁，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代都是不可想象了。妇女多，而男人少，这种不均衡的局面为一夫多妻制的存在提供了无奈的现实选择。

论传统婚姻制度中的"一妻多妾"及其社会基础

"一夫一妻多妾制"作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婚姻形态，确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细究之，此制实为周礼所确立的"嫡庶制度"在婚姻关系中的体现。《礼记·内则》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明确区分了妻妾的不同地位与获取方式。妻者，明媒正娶，需备六礼；妾者，或买或纳，不循正礼。这种区分绝非简单的数量关系，而是整个宗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功能观之，多妾现象实为解决子嗣问题的权宜之计。《白虎通义》有言："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在医疗条件有限的古代，高婴儿死亡率使得延续香火成为重大课题。孟子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训诫，客观上为纳妾提供了伦理依据。然需明辨的是，这种制度设计始终以"一妻"为核心，妾室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此乃维护家族秩序之要义。

经济因素亦不可忽视。农耕文明中，多子意味着更多劳动力，妻妾成群往往是地主阶级彰显财富的方式。但《金瓶梅》所描绘的市井纳妾之风，恰恰反映了晚明商品经济冲击下礼制松弛的社会现实。西门庆之流将纳妾异化为纵欲工具，已背离了"广继嗣"的初衷，这正是当时士大夫所批判的"礼崩乐坏"现象。

今人审视这一制度，当避免两种偏颇：既不宜以现代价值观简单否定，也不能因其历史悠久而盲目推崇。真正理解传统，需要我们穿透表象，把握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与社会条件，方能在古今对话中获得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