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古文之學·文章學

近年來，研究文章學的學者有一種看法，認為古代文章學成立於南宋古文之學興起之時，並由此引出諸多借古文之學說文章之學的論述。於是古文、古文之學成了文章學研究的關鍵詞，受到論者、讀者的重視。

古文是一個文類概念。曾國藩說：『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曾國藩【復許孝廉振禕書】）韓愈嘗謂『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韓愈【題歐陽生哀辭後】）。正是為了挽救中唐儒學不振的思想危機和抵制、改變駢文寫作內竭外侈文風流行的現狀，韓愈打着道、文兼取的復古旗號，倡導一種以三代兩漢儒家散文藝術精神、藝術風格、句讀形式為依歸的散體文類，是謂古文。韓愈倡導古文，除要求古文自具首尾、單篇獨立、行文一氣貫注、以奇句散行為主外，特別重視兩點：一是對古文以儒道為理論基礎的藝術精神的強調，凸顯古文這一文類特有的思想價值取向。二是對古文所用『專體』（文體分類中的基層文體）有選擇性，不作詔令、奏議之類的朝廷文字，致力於東漢以來社會流行之書牘、碑誌，以及自創之贈序、雜記、雜說等文體的寫作，而且廣泛吸納詩、賦乃至駢文創作的成功經驗，以增強古文的文學性和藝術美。可以說，古文作品是一種自具首尾，篇幅有限，遣詞造句以奇句散行為主，行文一氣貫注，重在明道、紀事，而以具有本於儒學的藝術精神為必備條件的單篇散文。由於藝術精神和章法、句法、字法以及用語的特殊要求，古文雖屬於散文，但並非所有的散文都可稱為古文。古文創作中最活躍的文學要素是理、氣、辭、法、情，其美感特質亦因此而生。古文之美，即美在識度、事義、情愫、意境、氣勢、風神、聲調、色澤、構思，自然也美在篇法、章法、字法。像劈空作論，一鼓作氣，紆徐曲折，感嘆淋漓，信筆揮灑，自佔地步，頰上添毫，轉折頓挫，迴環往復，俯仰揖讓，抑遏蔽掩，吞吐抑揚，自為其行文之妙。而像莊重典雅，和易柔軟，縝密嚴謹，含蓄蘊藉，明快流暢，猖狂恣肆，雄深雅健，清峻通脫，奇崛峭厲，飄逸瀟灑，悲壯激越，廉悍犀利，悽愴婉雅，樸拙老健，詼詭奇特，自然平易，則為其藝術風貌之美。

前人所講古文，有時也並不專指韓愈所倡導的古文，實為『古之文』『古人之文』『古代散文』『古代文章』之簡稱，泛指言說者所處時代以前出現的散文作品（甚至有人將古代詩、賦、駢文稱為古文）。古文之學所指的古文，顯然是指中唐以降韓愈倡導、後人賡續而作的古文。

古文之學，又稱古文學，和詩學、詞學、曲學、賦學、小說學、戲劇學以及駢文學為同類概念，是研究古文體用特點、文學屬性、審美要求、創作藝術、批評理論、鑑賞方法的學問。古文之學內涵十分豐富。由於韓愈倡導古文是以復興先秦兩漢之文為目的的，故先秦、兩漢乃至整個先唐時期合理的文論觀點、重要命題、著名論斷（如『修辭立其誠』『言有物』『言有序』『辭尚體要』『辭達而已矣』等）都被納入其中，成為理論基礎的一部分。分量最重且最為鮮活、生動而又頗具理論色彩的，是歷代古文家和研究者關於古文之學的見解。其見解至少可以歸納為文原論、文用論、文道論、文質論、文氣論、文辭論、文法論、文境論、風格論、通變論。而每一論都包容甚多，涉及面廣。如文氣論，就可粗分為屬於本體論的文氣論，屬於主體論的文氣論，屬於風格論的文氣論，屬於創作論的文氣論，屬於鑑賞論的文氣論。像文辭論，亦可簡析為辭達說、貴妍說、雅俗說、難易說、繁簡說、濃淡說、言不盡意說、意在言外說等。古文之學如此豐厚，可以為構建當代文章學提供資源，但不能視之為古代『單篇文章寫作學問』的『文章學』。

對古文之學的認知，人們往往習慣於從文話、文論和古文選本評點文字入手，其實古文作品乃是古文家表達有關古文之學見解最為直觀的形式。這樣說，不單在於不少古文本身就是論述古文之學的專論，還在於古文作品本是作者踐行創作理念的產物，其內外之美及其表現形式等方面的特徵，均能顯示作者對古文之學諸多問題的看法。古文作品是古文之學的重要載體，因而中唐古文創作的興起，即為古文之學興起的重要標誌。方苞即謂『自是（指漢代）以降，古文之學每數百年而一興，唐、宋所傳諸家是也』（方苞【贈淳安方文輈序】）。包世臣說唐代古文之學的特點，有謂『自唐氏有為古文之學，上者好言道，其次則言法』（包世臣【與楊季子論文書】）。而南宋吳泳說北宋古文之學的代表性人物，則謂『古文之學，人皆謂歐陽子倡之，而不知柳仲塗、穆伯長諸人已近於古』（吳泳【與唐伯玉書】）。所言既反映出南宋以降古文家和古文研究者關於古文之學隨古文創作興起而興起的觀念，也證明了古文之學興起於中唐、再盛於北宋，為南宋直至晚近學者之共識。認為古文之學興起於南宋的學者，可能只看到了此時古文專論、專著以及選本評點湧現的一面，而對此類著述學理、觀念乃至見解與中唐、北宋古文之學一脈相承有所忽略。總之，古文之學興起於中唐，其內涵、外延較之專一研究文章寫作的文章學要廣博得多，因而不能簡單地說古代文章學成立於南宋。

（作者：熊禮匯 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古文之學與文章學辨正】

近世學者以南宋古文之學為文章學成立之標誌，此論固有見地，然細考之，猶有未安。蓋古文之為學，與文章學之範疇，實有本末源流之辨，不可不察。

古文之立名，肇自昌黎。曾文正公謂"返之於六經、兩漢"者，實抉其本質。然細繹退之【題歐陽生哀辭後】，其倡古文非徒句讀之異，實欲"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此中深意，當分三層觀之：一曰文體革新，以散代駢；二曰文道合一，貫儒術於文章；三曰創作實踐，於書牘碑誌中見精神。其"理、氣、辭、法、情"五要，實開後世文論法門。

然以古文之學等同文章學，其失有三：其一，古文特指具有儒學內核的特定散體文類，而文章學乃研究所有文章體制、作法、流變之學，二者範疇廣狹迥異。姚鼐【古文辭類纂】分十三類，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擴為三門十一類，皆未涵蓋全部文類。其二，古文創作強調"自具首尾""單篇獨立"，而文章學研究兼及連章累牘之制。如【文心雕龍】論章表奏啟，實非古文範疇，卻屬文章學要義。其三，南宋古文之學重"法度"，而六朝已開文章法度論先河。陸機【文賦】言"普辭條與文律"，昭明【文選】辨文體源流，皆早於南宋數百年。

至若"古之文"泛稱現象，恰證古文概念之流變。李兆洛【駢體文鈔】以駢文為古文，章學誠【文史通義】謂"古人文章之體"云云，皆見其名實之淆。此正如顧炎武【日知錄】所譏："名之不正，而事之不理也。"

今之學者當明：文章學乃貫通古今之大學問，包舉駢散；古文之學特其中一脈。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文章之道亦如是。若執南宋古文之學為文章學權輿，則恐如韓愈所戒"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矣。故宜以【文心雕龍】為文章學發軔，而以古文之學為其重要支派，斯為得之。

要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乃治學根本。古文之學固足珍貴，然不可僭越文章學之全貌。學者當本"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之旨，庶幾得文章真諦。

【古文之學與文章學辨正】

近世學人每以南宋古文之學為文章學成立之標誌，此論固有見地，然細究之，尚有可商榷處。古文之為學，實肇端於中唐韓柳，而文章學之淵源，當更溯於先秦兩漢。二者雖有交集，然學術理路實有殊別。

考"古文"之名，實具雙重意蘊。狹義者，乃韓昌黎所倡"文起八代之衰"的散體文類，其要義在"文道合一"。曾文正所謂"返之六經、兩漢"者，正指此種以儒學為精神內核、以三代兩漢散文為法式的特殊文類。其體制特徵，尤重"理、氣、辭"三昧：理必本於經術，氣貴雄直渾灝，辭尚峻潔雅馴。至若"專體"選擇，尤見匠心，書牘碑誌之屬，皆能以散運駢，化板為活。

然古文之學非僅文類研究。自宋呂祖謙【古文關鍵】出，始有系統評點之學；至清方苞倡"義法"說，姚鼐立"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目，乃成嚴密體系。此學之精髓，要在探究三代兩漢至唐宋諸家散文之創作規律、審美特質與接受範式。其與文章學之區別，恰似"詩學"之於"詩歌學"，一重實踐批評，一重理論建構。

至若文章學，實為更宏闊之學術領域。【文心雕龍】已開其端，而真正確立當在北宋。歐陽修【六一詩話】雖論詩而及文，其"事信言文"之說實通於各體；陳騤【文則】更系統探討修辭法則。南宋古文之學大興，確為文章學發展之關鍵節點，然非其肇始。蓋文章學者，乃研究各體文章創作規律、文體特徵與歷史演變之學，豈可囿於古文一隅？

今人研究，當辨明三層次：古文作為特定文類，古文之學作為散文批評體系，文章學作為總括性學科。三者如同心圓，然不可混為一談。即以南宋而論，朱熹論文重道輕文，陳亮主事功之文，葉適尚經世之體，已見文章學多元發展之態勢，非古文之學所能涵蓋。

要之，古文誠為文章學研究之重要對象，然若以局部代整體，則恐失之偏頗。學術研究貴在明體辨用，當於繼承中見發展，於會通中顯殊異。斯文之辨，豈可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