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第三千紀北方地區社會複雜化過程考察 以榆林地區考古資料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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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第三千紀北方地區社會複雜化過程考察——以榆林地區考古資料為中心

（來源：中國考古網　作者：：孫周勇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於：【考古與文物】2016年第4期）

關於榆林地區社會複雜化進程的考古學觀察

孫周勇研究員以榆林地區考古資料為中心，對公元前第三千紀北方社會複雜化進程的考察，為理解中國早期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提供了重要實證。本文試從國學視角，結合考古發現與文獻傳統，對此議題略作申論。

一、考古資料與文獻傳統的互證
榆林地區石峁遺址的城垣結構、玉器禮制及人牲現象，與【尚書·堯典】"協和萬邦"、【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記載形成深層呼應。考古所見高等級建築與祭祀遺存，恰可印證【禮記·王制】"王者功成作樂，治定製禮"的社會分層邏輯。這種物質遺存與典籍記載的契合，揭示出北方地區在夏王朝形成前夕已具備"禮器明貴賤"的文明特質。

二、玉器紋飾的符號學解讀
榆林出土牙璋、玉鉞等禮器上的神人獸面紋飾，與良渚文化玉琮紋樣存在跨地域關聯。考【周禮·春官】"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此類紋飾或為早期"絕地天通"宗教觀念的物化表現。石峁玉器紋飾中"目紋"與"獠牙"元素的組合，可能對應【山海經】所述"燭龍""蓐收"等北方神祇形象，反映着區域性的宇宙觀體系。

三、聚落層級的【考工記】視角
遺址呈現的"中心聚落-次級聚落"三級結構，暗合【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的都城規劃理念。石峁遺址外城、內城、皇城台的遞進式空間佈局，與【管子·乘馬】"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的營城思想相呼應，體現權力中心對地理空間的儀式化改造。

四、餘論：北方路徑的特殊性
相較於中原地區以青銅器為權力載體的模式，榆林社會複雜化進程更倚重玉器與石構建築。這種差異恰如【詩經·大雅】"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與【商頌】"天命玄鳥"的南北敘事之別，暗示着文明演進的不同路徑。建議後續研究可結合【爾雅·釋地】"五方之民"理論，進一步辨析北方族群在華夏文明形成中的獨特貢獻。

（全文約780字）

按：本文立足考古實證而歸於經義闡釋，既申明孫氏研究之價值，亦提示國學視角對考古學研究的補充意義。榆林遺存所見"玉帛文明"與"城垣政治"的雙重特質，正為重新審視【禹貢】"九州"體系中的北方地位提供新證。

關於榆林地區社會複雜化進程的學術評議

孫周勇研究員以榆林考古資料為切入點，對公元前第三千紀北方社會複雜化進程的考察，實為近年來史前文明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擬從學術脈絡、方法論價值及文化闡釋三方面略陳管見。

一、考古實證與文獻互證的學術突破
榆林地區石峁遺址的城垣結構、玉器禮制及殉葬規制，確證了龍山文化晚期北方已形成"都邑性聚落"。孫氏將夯築技術分層與C14測年數據結合，揭示出社會分層早於夏代紀年的現象，此與【尚書·堯典】"協和萬邦"的記載形成時空呼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對"祭牲人骨"與甲骨文"羌祭"習俗的關聯性分析，為殷商祭祀制度找到了北方源頭，這種"二重證據法"的運用頗具示範意義。

二、多維度文明評估體系的建構
該研究突破傳統單線進化論框架，提出"氣候壓力-資源再分配-神權壟斷"的三元動力模型。通過量化分析榆林陶器紋飾的標準化程度（附表3），論證了手工業專業化與社會分工的關聯性；更以建築基址的"向心式佈局"（圖版2）印證【考工記】"左祖右社"的早期形態。這種將物質遺存轉化為社會組織指標的嘗試，為早期國家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論範式。

三、華夏文明多元一體進程的再思考
榆林考古所見齒柄刀、蛇紋鬲等器物組合，既包含仰韶文化彩陶元素，又融合北方草原青銅因子，恰可對應【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後啟於此儛九代"的族群互動記載。孫氏指出這種"文化雜交"現象早於二裏頭時期，實為對"中原中心論"的重要修正。然需補充者，此類邊緣地帶的社會複雜化，或與【周易·繫辭】"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原始商貿網絡密切相關。

結語
該研究不僅填補了河套地區文明起源的空白，更啟示我們：早期中國的形成實為"雪球式"發展過程。建議後續研究可加強體質人類學與古DNA分析，進一步釐清族群遷徙路線。榆林個案表明，華夏文明曙光期的北方參與者，其歷史貢獻亟待重新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