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古新發現看遼祖陵龜趺山基址的形制與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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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考古新發現看遼祖陵龜趺山基址的形制與營造

（來源：中國考古網　作者：：汪盈 董新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於：【考古】2016年第10期）

遼祖陵龜趺山基址的形制與營造：契丹王朝的禮儀空間與政治表達

遼祖陵龜趺山基址的考古發現，為我們理解契丹王朝早期政治禮儀空間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從形制與營造技術角度觀之，此遺址實為契丹統治者融合草原傳統與中原禮制的典範之作。

龜趺山基址最顯著的特徵是其"因山為陵"的營造理念。這種形制明顯承襲自唐代帝陵制度，但細察其具體佈局，又能發現諸多草原文化元素。基址呈南北向軸線佈局，主體建築位於山腰平台，背依主峯，前有開闊視野，既符合中原"負陰抱陽"的風水理念，又保留了游牧民族重視視野開闊的實用需求。這種二元融合的規劃思想，正是早期遼政權"因俗而治"政治智慧的物化表現。

建築技術方面，遺址顯示出了高超的工程水平。基址採用分層夯築法，夯層厚度均勻，夯窩密集，顯示出嚴謹的施工規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遺址中發現的石構件多採用當地砂岩，加工工藝既有中原傳統的精細雕琢，又保留了北方民族粗獷大氣的風格特徵。這種技術上的融合，反映了遼初工匠群體的多元構成。

從禮儀功能角度考察，龜趺山基址很可能是遼代早期重要的祭祀場所。遺址中發現的建築基址規模宏大，佈局嚴謹，與【遼史】中記載的祭祖禮儀相吻合。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遺址方位與遼祖陵主陵區形成特定角度關係，這種空間配置可能蘊含着契丹人特有的方位觀念和宇宙觀。

基址出土的瓦當、滴水等建築構件紋飾豐富，既有中原常見的獸面紋、蓮花紋，也有契丹特色的卷草紋、聯珠紋。這種紋飾的多元並存，不僅是藝術風格的融合，更是不同文化信仰在禮儀空間中的共存與對話。

龜趺山基址的考古發現，為我們重新審視遼代建築史提供了關鍵坐標。它既不是簡單模仿中原制度，也不是純粹延續草原傳統，而是契丹統治精英基於實際政治需要創造的新型禮儀空間。這種創造性的融合，正是遼文化最顯著的特徵，也是10-12世紀東亞文明交流互鑒的生動例證。

遼祖陵龜趺山基址的形制與營造：考古新發現所揭示的契丹王朝建築智慧

契丹王朝作為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權，其建築形制既保留了游牧民族的傳統特質，又吸收了中原漢文化的營造法式，形成了獨特的建築風格。近期遼祖陵龜趺山基址的考古發現，為我們理解這種文化交融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證據。

從形制上看，龜趺山基址呈現出明顯的軸線對稱佈局，這與【營造法式】中記載的中原傳統建築規制高度吻合。基址採用夯土台基的做法，既符合中原高台建築的傳統，又適應了北方地區的地質特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基址四隅發現的角石遺蹟，其形制與唐代宮室建築中的"角石"極為相似，表明遼代建築在技術層面直接承襲了唐代衣缽。

在營造工藝方面，考古發現的夯土層厚度均勻，夯窩密集規整，顯示出高超的夯築技術。這種夯築質量不僅保證了建築的穩固性，更反映了契丹工匠對中原建築工藝的精準掌握。基址中出土的各類磚瓦構件，其紋飾既有契丹特色的卷草紋，又融入中原常見的蓮花紋樣，生動體現了兩種文化的藝術交融。

龜趺山基址的方位選擇尤為值得關注。其背山面水的格局，既符合中原風水理論中"負陰抱陽"的理想模式，又保留了契丹民族崇尚自然的傳統觀念。這種選址智慧，展現了契丹統治者在吸收漢文化時的創造性轉化能力。

從建築功能推斷，該基址很可能是遼祖陵重要的禮制建築遺存。其規模之宏大、工藝之精湛，充分彰顯了遼代皇家建築的恢弘氣勢。基址中發現的各類建築構件，為我們復原遼代高等級建築提供了關鍵依據。

這一考古發現的重要意義在於：它不僅填補了遼代建築史的空白，更以實物證據揭示了契丹文化與漢文化深度交融的歷史進程。龜趺山基址所體現的建築智慧，既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結晶，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見證。對它的深入研究，將為我們理解北方民族政權的文化整合模式提供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