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中华文明的曙光

“良渚、陶寺等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之间的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2012年5月，历时1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公布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联名发表的〖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样提出。2015年7月末8月初，记者从南京出发，经杭州、上海、苏州、常州，绕太湖南、东、北侧而行，现场探访了那些沉睡数千年后再度震惊世人的史前文化遗址。

藏于良渚博物院的反山遗址发掘现场照片

　　古国心脏——莫角山

　　“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泽良渚踵相连。”良渚文化的核心遗址主要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境内、太湖南侧，在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云集了130多处遗址。莫角山处于中心的中心、良渚古城之内，这里是记者此次探访的第一站。

　　从杭州市区乘车，沿G104公路向西北方向行驶半个多小时，经过位于美丽洲路的良渚博物院，至祥彭线（老104国道）继续西行5公里，一座高出地面数米、位于道路北侧稻田中的大型土台映入记者眼帘——莫角山，良渚古城的中心地带，良渚古国的心脏。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的带领下，记者沿着一条泥土小路登上了莫角山，一探究竟。

　　良渚，字面意思为佳美的水中陆地。立于绿草丛生的大莫角山之上，最远处是天目山脉，近一些有位于东北部和西南部的两座自然小山——雉山和凤山，再近处是河道、水面与大片绿油油的稻田，良渚古人逐水为生、筑土为居的生活特征以鲜活的形象呈现开来。

　　以北京为起点的老104国道纵贯中国东部南北2000多公里，在这里越莫角山而过，经瓶窑、良渚，南至福州。

　　莫角山及周边地区曾桃李满园，这里原被当地人称为“古上顶”，20世纪50年代被辟为杭州著名的水果基地——大观山果园。

　　当时，无论是乘坐汽车南来北往的匆匆过客，还是在果园里辛勤劳作的当地百姓，甚至在周边反山、瑶山等重要遗址参与发掘的考古人员，都未曾意识到，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下，沉睡着一度繁盛灿烂的史前文明。

　　据介绍，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良渚的考古发掘并未将莫角山作为重点——事先的勘探发现了人工夯筑的痕迹，但并未发现墓葬遗迹，而且其外部特征与当时发掘的其他遗址不一样——莫角山虽然也被称作“山”，但实际上是一个东西长670多米、南北宽约450米的大型平坦土台。在莫角山之上，又堆筑有三座高台土墩，呈三足鼎立之势，分别称为小莫角山、大莫角山和乌龟山，其中大莫角山最大，面积有近2万平方米。

　　在反山、瑶山、汇观山等一系列墓葬、祭祀场所发掘完成之后，研究者开始寻找墓主的生活场所，这时位于反山东侧的莫角山成为注意的目标。1992—1993年历时10个月的勘探，在大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发现了大片夯层、大量夯窝以及成排的柱洞等建筑遗迹。最多达13层、每层厚度达0.5米的夯层均由泥层与沙层构成，同时，每层的沙层与泥层的厚度也不一致，按照从下而上的顺序，沙层逐渐加厚、泥层逐渐变薄；夯窝存在于泥层上，由圆头夯具夯成；发现的柱洞从南到北有三排，排距在1.5米左右，最大的柱洞直径达0.9米。此外，还发现了打破夯土基址的排列规整的沟埂遗迹，以及其下堆积大量石块的积石坑和多处灰坑。

　　经过几次探测发掘和后期研究，莫角山的规模、结构、功能等日渐清晰。现有的考古研究认为，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堆积厚度达10余米的莫角山是一座大型的广场，其上部堆筑的三座高台，为泥沙多层夯筑而成。综合此前在莫角山发现的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以及莫角山遗址在良渚遗址群的中心位置，结合遗址勘探发现的遗迹及其布局和构造等，人们认为，这里应是良渚文化的大型宫殿基址，良渚文化的中心就在这里。

　　石为基 土筑城

　　从设置在莫角山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出发，沿着通向附近村庄的水泥道路步行约10分钟，我们到了此行的另一个重要地点——良渚古城的城墙。

　　记者此行考察了北城墙和西城墙两处发掘点。北城墙发掘点位于瓶窑镇大观山村雉山组，处于北城墙中段略偏东的位置，是现存古城墙中保存较为完好的部分之一，宽50余米，残高4.5米。在为保护发掘点而建的大型遮阳棚下，记者看到发掘整理完好的北城墙墙基，长20余米、宽约5米、深度在4米左右的探坑底部堆满一层石块，石块层之上为堆筑而起的黄土层，尚未发掘的黄土层上野草丛生。

　　由于地处以水面为主的沼泽地，地基松软，良渚古人以石块铺垫好基础，其上堆筑黄土。以石奠基，筑土为城。

　　由探坑上城墙顶，步行约1分钟到达城墙内侧，古老的内城河遗迹豁然出现在眼前，20多米宽的水面沿城墙东行，经一座水门流出城墙外侧。

　　这处水门，是现已发现的良渚古城8座水城门遗址之一，古代良渚人乘坐水上交通工具，由此出入古城。

　　由北城墙发掘点西行千余米到东苕溪，向南继续行走数百米，到达葡萄畈西城墙发掘展示区——良渚古城墙的最初发现地。

　　在纵向穿越城墙、长约60米、宽约10米的巨大探坑底部，铺满了棱角分明、分布较为散乱的石块。从周围的环境判断，这些石头显然是人工开采搬运而来。

　　在2006年的尝试性发掘中，正是古河道内小玉料和河道岸边高地下的这些石头的发现，引起了发掘人员的注意。他们在同当地居民的交流中得知，附近曾经有人在挖井时挖出过类似的石头。

　　进一步的钻探和试掘表明，这样的块石覆盖了莫角山遗址西侧，由南至北、从凤山至东苕溪，总长度达1000多米、宽度为40—60米。

　　考古队随后围绕莫角山，在南、北、东侧进行钻探调查，结果均发现了同样的石块分布遗迹。发现遗迹的钻探点不断增多、相连，四面围合，古城的轮廓渐渐显现。

　　现有的考古发掘显示，四面城墙合围而成的良渚古城，总体大致呈方形、正南北方向，良渚港、东苕溪分别从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在阡陌纵横、水网密布的稻田中，古城墙围绕莫角山四周而筑，延绵约6600米，较窄的南城墙宽度有40多米，其余三面宽度在50—60米，局部类似“马面”、向外凸出的地方宽度可达100米。

　　如此规模的城墙，工程量极其浩大。按照周长6600米、宽50米、高4米的尺度进行测算，营造所用的土方超过130万立方米。在当时没有金属工具和发达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城墙底部普遍铺设的大量石块如何开采和运输而来，至今仍是一个谜。

　　城墙四面合围，内部面积达290万平方米。这样的面积，让良渚古城超过山西陶寺、湖北天门石家河等国内最具规模的古城，成为国内目前发现的同时代最大的城址。

　　“良渚古城的发现，证实了在4000多年前，在太湖地区、杭州湾一侧，存在一个比较进步的、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古城以至古国，成为这一地区史前文明发展的典型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表示，在发现良渚古城以前，我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已经发现了五六十座4000多年前的城址，唯独在太湖地区没有发现。当时学界存在多种观点，有人认为，江南水乡限于自然环境，不可能有城；有人认为，这些地区的古城，可能在地势高一些的地方以台城的形式存在；还有人推测可能存在由河流围起来形成的水城。在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之后，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提法有了更为完整和充分的证据。

　　良渚古城发现时，当时已经75岁高龄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曾专程赴遗址现场考察。“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他阐述古城发现对良渚文化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提笔写下“良渚古城，文明圣地”的题词。

　　由于年代早、规模巨大，城市结构清晰，有高等级的墓地及陪葬品、大型的礼仪建筑——祭坛，良渚古城被严文明、张忠培等考古学专家誉为“中华第一城”，并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同，入选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1—2012年度世界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高等级王陵与祭坛

　　“中华第一城”赞誉的来由，除了良渚古城巨大的规模外，还因为在周围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遗址发现了高等级的墓地和礼仪建筑。

　　1986年，距良渚遗址的最初发现已过去整整5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当时的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的反山，发掘出一处良渚文化大型墓地，实现了良渚文化遗址发掘的一次重大突破。在这里，共发现列成南北两排的11座墓葬，出土玉、石、陶、象牙、漆器等随葬品达1200余件（组），其中陶器37件、石器54件、玉器1100余件（组），玉器占随葬品总数的90%以上。

　　其中，处于墓地中心位置、编号为M12的墓中随葬玉器众多，种类组合最为复杂、制作最为精致，出土了被称为“琮王”和“钺王”的两件玉器。从墓所处位置和随葬品规格判断，墓主很可能是神权的掌握者，或是具有神权、军权和王权的统治者。

　　反山发现的大墓和随葬品，在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最丰厚，等级、地位和规格最高。其玉器数量之众多、器形之丰富、制作之精美，令中外考古学界深感震惊。有不少考古学家认为，这里就是王陵。

　　反山墓地的随葬玉器不仅数量多、器类繁，涵盖了琮、璧、钺、钺柄瑁、钺柄镦、梳背、璜、镯、三叉形器、半圆形器、锥形器、柱形器、圆牌、带钩等，而且制作极其精致。这次发掘将人们以往对玉器单一、孤立的认识，扩展到完备玉礼器系统的探讨，揭示出玉器在当时具有沟通人、神的作用，深化了人们对良渚玉器功能的认识，大大提升了人们对良渚文化性质与文明程度的理解。

　　从位置和规模上看，反山位于良渚古城内部西侧、东部为莫角山，是一座人工堆筑的高土墩，高约7.3米、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面积为2700平方米，土方量约20000立方米。

　　继反山之后，瑶山、汇观山相继被发现、发掘，并清理出大量墓葬和大规模祭坛。

　　瑶山原为一座海拔约35米的自然小山，位于良渚古城外东北方向约5公里的安溪镇下溪湾村，处于山地和平原交界处，北接天目山北支，南部是广阔的平原，山顶较为平缓。瑶山良渚文化遗址即修筑于山顶之上。经1987年、1996—1998年多次发掘，共在这里清理出13座墓葬、1座祭坛。

　　13座墓葬分南北两排，南排7座、北排6座，共出土玉器、陶器、漆器等随葬品1000余件（组），玉琮、玉钺、玉三叉形器、玉锥形器等主要见于南排墓内，而玉璜、纺轮、圆牌饰等主要见于北排墓中，这说明南北两排墓葬可能依据地位、性别或者职能等因素作了区分。

　　瑶山的一座祭坛整体呈方型的土台，顶部主体部分为覆斗状结构，东西长约24米，南北宽约18米，面积达400多平方米，里外三重堆筑而成、色彩对比鲜明。内部第一重为方形的红土台，第二重是以挖沟填筑的方式围绕红土台做成的规则的回字形灰土围沟，第三重是在灰土围沟的南、北、西三面以黄褐色土筑成的土台。

　　这一遗迹造型和结构规则，与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高等级墓地共处，且在地面以上没有建筑遗迹，学者推测，这是巫觋们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祭坛一名便被广泛接受。

　　无独有偶，1991年，另一座形制与瑶山十分相似的祭坛在汇观山遗址被发现。

　　汇观山也是一座自然小山，海拔约22米，山顶同样较为平缓。从空间方位上看，它南临东苕溪，位于瑶山西部偏南、直线距离约6公里；位于莫角山和反山西北、直线距离约2公里。

　　汇观山祭坛利用自然的山体修凿而成，东西长约45米，南北宽约35米，面积达1500余平方米。主体部分为阶梯状三层结构，正南北方向、长方形覆斗状，坛顶同样以挖沟填筑的方式做出回字形灰土方框围沟，深约0.5米、宽约1.8米，将祭坛分成里外三重。在祭坛的东西两侧，古人利用原来基岩的坡度，修凿成阶梯状，各设有两条排水沟，南北两侧用土逐层夯筑而成。

　　在祭坛西南部发掘出4座良渚文化大型墓葬，共出土各类器物200余件（组），以玉器为主。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一系列发掘，让考古学家在良渚、瓶窑一带相继发掘了反山、瑶山、汇观山墓地和祭坛，莫角山宫殿遗址等几十处良渚文化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了分布密、规格高、类型多、承载不同社会属性与功能的良渚文化遗址群，并出土了大量高等级玉制礼器，引发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高潮。反山、瑶山被列入“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汇观山被评为1991年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莫角山被评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1996年，良渚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发展水平最高遗址群

　　围绕瓶窑、安溪、良渚三镇，在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密布的130多处遗址，组成了良渚遗址群。良渚遗址群这一概念和规划的提出，是为方便相关遗址的保护、发掘、研究，也表明人们对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瓶窑镇、良渚镇和安溪乡（后改为镇）及周边发现良渚文化遗址的范围大约覆盖42平方公里——这也是遗址群概念提出后，当地最初划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在这个区域内，从1936年第一次发现良渚文化遗址，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零星考古发掘，至20世纪80—90年代时，已经发现大量遗址——考古地图上标记的“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类似于大遗址的“遗址群”概念在考古人员观念中开始形成。

　　“遗址群的观念表明良渚文化考古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对区域内的良渚遗址有了更为全面和整体性的认识，是对既往点状分布认识的一个超越。”王宁远认为，1986年反山的发掘和1987年瑶山的发掘是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两个遗址发现了高等级的良渚贵族大墓，发掘出数量众多的高规格玉器，人们开始认识到瓶窑、安溪、良渚这一区域，在整个良渚文化区域中应具有特别高的地位。

　　随着莫角山遗址的发掘和塘山遗址的发现，良渚文化遗址群的概念正式提出，对这一区域内，良渚遗址的认识从零星散落的遗址点扩展为遗址群——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周围几十平方公里内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尤其密集，级别非常高，包括反山、瑶山、莫角山等目前看来最高规格的遗址。

　　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2007年之前。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以后，人们对良渚遗址群的认识有了更为全面和综合的视野，即以古城为中心，以功能区的视角对各处遗址进行断定和研究。

　　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一个中心，确定无疑，但目前尚不清楚其完整的控制范围和地域范围。

　　从目前良渚文化的考古地图上看，除了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遗址群，在浙江临平周边，嘉兴地区的海宁、桐乡、海盐周围，以及苏南和上海等地，均较为集中的“成片”存在一些良渚文化遗址。而片与片之间，遗址的分布较为稀疏。这样的“片区”是否代表了当时的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好判定，这些“片区”在当时是否由以莫角山良渚古城为都城的良渚古国控制也没有相关证据，但良渚遗址群的发展水平最高是无疑的。(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16日第5版)

良渚文明：东亚早期国家形态的考古学实证

良渚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考古学文化，其发现与研究为探讨东亚地区早期国家起源提供了关键性实证材料。从考古学视角观之，良渚遗址群所呈现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已明显超越简单酋邦阶段，具备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

莫角山遗址作为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域，其大型土台建筑基址与反山贵族墓葬形成鲜明等级差异，这种空间布局深刻反映了当时已存在制度化的社会分层。特别是反山墓地出土的玉琮、玉钺等礼器，不仅工艺精湛，更构成了独特的礼制体系，表明良渚社会已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权力象征系统。

从聚落考古学角度分析，良渚遗址群以莫角山为中心，外围分布着规模不等的次级聚落，这种"中心-边缘"的空间结构，配合水利系统等公共工程的修建，充分证明当时已存在区域性的资源调配与社会管理能力。这种组织形态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夏禹治水"等传说可互为印证，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物质文化层面的重要参照。

当前国际学术界对"文明"标准的讨论已逐渐摆脱西方中心论，良渚遗址所展现的城市规划、礼仪制度等要素，为重新定义东亚早期文明形态提供了关键性案例。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将中华文明起源时间前推，更在于揭示了文明形成的多元路径。

良渚文化：东亚早期国家形态的考古学实证

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发现，为我们理解东亚地区早期国家形成提供了关键性实证材料。从考古学视角审视，良渚社会已呈现出复杂社会组织的典型特征，其文明发展程度远超既往认知。

一、空间规划与权力中心
莫角山遗址作为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域，其建筑基址规模与布局具有显著的政治象征意义。考古数据显示，该区域存在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人工土台，其上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7处，最大者面积逾900平方米。这种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实施，需要高度组织化的劳动管理体系，暗示着当时已存在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权力机构。

二、社会分层与礼制体系
反山墓地出土的随葬品差异，直观反映了良渚社会的等级分化。12号墓出土的"琮王"重达6.5公斤，其神人兽面纹饰与后世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存在明显承继关系。玉器制作所需的专业化分工及远距离玉料获取（部分玉料证实来自江苏溧阳），表明当时已形成跨区域的资源调配网络。

三、水利工程与技术水平
最新考古发现证实，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由11条堤坝组成的水利系统，控制范围达100平方公里，部分坝体使用"草裹泥"工艺，其技术成熟度令人惊叹。这类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维护，需要精确的测量技术和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为早期国家形态的存在提供了技术层面的佐证。

四、文字雏形与符号系统
良渚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已发现600余个，其中部分符号在不同器物上重复出现，显示出一定的系统性和表意功能。虽然尚未形成完整文字体系，但这些符号很可能是汉字形成前的重要发展阶段，为探讨东亚文字起源提供了关键线索。

良渚文化的发现，改写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坐标。其社会复杂程度表明，在传说中的夏王朝之前，长江下游地区已率先进入早期国家阶段。这一认识不仅填补了考古学序列的空白，更为理解东亚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对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将持续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向更纵深的领域发展。

良渚文化：东亚早期国家形态的考古学观察

良渚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考古学文化，其发现与研究为我们理解东亚地区早期国家形成提供了关键性实证材料。从考古学视角审视，良渚社会已呈现出复杂社会分层的典型特征。

莫角山遗址的考古发现具有特殊意义。这座人工堆筑的巨型土台，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土方量逾200万立方米。如此规模的土木工程，需要高度组织化的劳动管理体系，暗示着当时已存在超越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式。考古材料显示，莫角山台基上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其柱洞直径达0.6-1米，表明此处可能存在礼仪性建筑群，这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权力中心化现象相吻合。

反山墓地出土的随葬品差异，为研究良渚社会分层提供了直接证据。M12号大墓出土的"琮王"重达6.5公斤，玉器总数达647件，而小型墓葬仅见数件陶器。这种丧葬制度的显著差异，反映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划分。值得注意的是，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饰在不同等级墓葬中均有发现，但工艺精细度存在明显梯度，暗示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结合。

从聚落考古学角度观察，良渚古城面积约290万平方米，城墙基部宽达40-60米，外围水利系统延绵11公里。这种大规模公共工程的营建，需要长期的食物剩余积累和专业化分工。考古发现的碳化稻米堆积，仅池中寺一处就达20万公斤，证实了当时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基础。

良渚文化的衰落原因仍存学术争议，但最新环境考古数据显示，约公元前2300年左右，该地区出现显著的气候波动事件。沉积物分析表明，这一时期太湖平原可能经历了多次洪水侵袭，这与良渚文化晚期遗址的突然废弃存在时间关联。这一现象为理解早期复杂社会应对环境压力的脆弱性提供了重要案例。

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不仅改写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时间坐标，更以其完整的城市体系、水利工程和礼仪制度，展现了东亚地区早期国家形成的独特路径。这些物质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复杂化程度，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关键性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