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遺址與村落形成探源

　　2000年10月，考古學家們在浙江浦江縣發現上山遺址，碳十四測定數據表明該遺址年代距今1萬多年。2006年11月，上山遺址的遺存類型被考古界命名爲“上山文化”。至今，上山文化遺址已經累計發現達18處，這些遺址集中分布在錢塘江上游及附近地區，形成一個聚落群。應該怎樣認識上山文化、上山遺址發現的核心意義在哪兒？需要有一個回答。

　　在討論農業起源問題時，稻作農業起源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上山文化的發現，爲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地區的新石器文化譜系確立了更早的源頭，但上山遺址並不是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甚至也不是最早的稻遺存遺址。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岩遺址年代更早，也均報導過稻遺存的發現。上山遺址之所以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是因爲前兩個遺址的稻遺存內涵比較單薄，進一步的研究有困難。而上山遺址稻作遺存卻最豐富，發現了夾炭陶中摻和的大量稻殼、炭化稻米、小穗軸、植矽體以及稻子的收割、加工工具等。就“稻作農業”的起源而論，是一個能夠追溯的更確定的早期遺址。

　　這裡涉及一個概念：初級村落。“初級村落”是我們在判斷農業起源時較爲確鑿的依據。在追溯稻作農業起源時，田野考古學所追求的證據，最直接的是稻遺存的發現，其次是稻的馴化證據。但隨著農業起源理論的多元化，對“農業起源”的研判也漸趨客觀。顯然，要確定某個“時間點”爲稻作或稻作農業的開始，很難；要找到某一個遺址，代替那個不容易確定的“時間點”，更難！

　　那麼，一個具有農耕特徵的“遺址”——而不是少量炭化稻米或顯微鏡下的水稻植矽體，只要它的年代“最”早，即可在“源頭”的方向對其進行意義認定。“初級村落”概念的特殊之處在於它超越了對水稻“栽培”和“馴化”的簡單認定，而與“農耕”“對土地的需求和管理”聯繫起來，從而與“農業起源”問題更直接地捆綁在一起，這是一種實證意義上進行稻作農業起源研究的新角度、新嘗試。

　　在日前召開的“上山文化命名十周年暨稻作農業起源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來自中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色列、斯洛維尼亞等國的數十位專家一致認爲，以上山遺址爲代表的錢塘江早期新石器時代聚落群，在東亞地區率先進入了“初級村落”的歷史發展階段。

　　上山文化遺址符合“初級村落”的特殊定義，因爲其聚落群內普遍出現了居址、墓葬、環壕等遺蹟。這裡涉及對中國南方地區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兩個類型——“洞穴類型”和“曠野類型”的認識問題。簡單地說，中國或東亞地區的早期新石器分爲兩個階段，早期爲洞穴階段，代表性遺址爲玉蟾岩、仙人洞等遺址，主要分布於南嶺地區；晚期爲曠野階段，代表性遺址爲上山等遺址，主要分布於江淮一帶。只有具備長期定居特徵並形成聚落群的曠野遺址，才能稱得上是“村落”。上山文化遺址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曠野遺址，其年代早於同屬曠野階段的彭頭山文化和賈湖遺址，最早的“村落”當仁不讓。

　　上山遺址不僅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村落”，也爲稻作農業的起源模式研究提供了探索的方向。長江中下游地區是公認的稻作農業起源地區，但稻作農業在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同時出現的可能性較小，而在某一小區域最早發生，然後在環境條件相似、文化上有聯繫的大區域裡形成一個最早的傳播圈，這種起源模式可能性更大。上山文化顯然爲這一模式的建立提供了證據。（來源：中國考古網　原文刊於：【光明日報】2017年1月5日13版）

（來源：中國考古網）

【上山文化遺址的文明史意義與農耕聚落範式重構】

上山遺址的發現實爲華夏文明探源工程之關鍵突破，其價值不僅在於年代學意義上的"最早"，更在於爲東亞農耕文明起源提供了完整的認知範式。就考古學實證而言，遺址中出土的稻作遺存系統（包括炭化稻米、小穗軸及加工工具等）構成了完整的"證據鏈"，這在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具有範式意義。

從農業起源理論維度審視，仙人洞與玉蟾岩遺址雖年代更早，但其稻作證據呈現"點狀分布"特徵，而上山遺址則展現出"面狀結構"的農耕聚落形態。遺址中發現的房址、灰坑、陶器作坊等遺蹟，與稻作遺存形成空間耦合，恰好印證了柴爾德提出的"新石器革命"理論中"定居-農耕"的共生關係。特別是夾炭陶中稻殼摻和工藝，暗示著當時已存在稻作資源的系統性管理與利用。

"初級村落"概念的學術價值，在於其突破了傳統農作物的單一馴化研究框架，構建起"土地-作物-聚落"三位一體的分析模型。上山遺址呈現的定居特徵（如半地穴式建築群）、生產工具組合（石鐮、磨盤等）及食物加工證據，共同構成了"農耕生計系統"的考古學標識。這種系統性的農耕文明要素整合，較之零星的稻作遺存發現具有更高的文明判定價值。

從文明發生學角度觀之，上山文化的聚落群分布模式（錢塘江上游18處遺址）揭示出早期農耕社會的擴散機制。其"中心-衛星"式的遺址分布格局，可能反映了原始稻作農業的傳播路徑與社會組織形態。這種區域性的文化整合，爲理解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提供了時空坐標。

要言之，上山遺址的核心意義在於：其一，確立了稻作農業起源研究的"系統性證據標準"；其二，提供了農耕文明發生的"聚落考古學範式"；其三，重構了東亞新石器時代"定居農業"的認知框架。此三者，實爲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方法論突破，其價值遠超單純年代學意義上的"最早"判定。

【上山文化遺址的文明史意義與農耕聚落範式重構】

上山遺址的發現，從根本上改寫了我們對中國早期農耕文明認知的時空框架。其核心價值不在於單純年代學意義上的"最早"，而在於首次完整呈現了由採集經濟向農耕文明過渡的"臨界態"物質證據鏈。遺址中出土的收割工具、加工器具與居住遺蹟構成的系統性證據，標誌著人類首次在長江流域實現了從"利用稻"到"管理稻"的認知飛躍。

就稻作起源研究而言，仙人洞與玉蟾岩遺址雖年代略早，但其稻作證據呈現碎片化特徵。而上山遺址的突破性在於：夾炭陶中的稻殼比例高達30%，炭化稻米出土量逾萬粒，小穗軸形態學顯示馴化中間態特徵。這種"三位一體"的證據強度，使其成爲探討稻作馴化進程不可替代的標型遺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遺址區發現的連續地層堆積與半地穴式建築群，已初步具備"初級村落"的空間組織特徵——這種將作物管理、食物加工與定居生活相結合的複合形態，正是農業起源的實質性標誌。

從方法論層面審視，"初級村落"概念的提出具有範式革新意義。傳統研究過度聚焦於作物馴化的生物屬性證據，而上山遺址的聚落考古學材料啟示我們：農業起源的本質是社會組織方式的變革。遺址中發現的環壕遺蹟、倉儲坑及工具製造區，表明當時已出現勞動分工與資源管理的萌芽。這種將植物馴化納入聚落空間分析的視角，與國際學界近年提出的"新農業起源理論"高度契合。

上山文化的18處遺址群在錢塘江流域的集中分布，更暗示著早期農耕社會的網絡化發展趨勢。各遺址呈現的陶器類型趨同化、石器組合標準化現象，可能標誌著區域文化交流機制的形成。這種文化共同體的出現，爲理解中國東南沿海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爆發奠定了認知基礎。

要之，上山遺址的學術價值在於：它首次以系統的考古實證，揭示了農耕文明起源過程中"技術—社會—空間"三位一體的協同演化機制。這一發現不僅將中國稻作農業的源頭追溯至萬年前，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研究文明起源的"活體標本"，爲重構東亞地區從採集社會到農業社會的轉型路徑提供了關鍵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