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壹

孙权心腹：吕壹，为人险狠，在东吴任中书典校郎

吕壹，三国时吴国人，受孙权用为心腹，任中书典校郎，监察中央和地方州郡文书事。壹为人险狠，曾经诬陷宰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人。后因诬告事发，被斩首。

引文

吕壹极受孙权宠信，玩权弄法，大臣潘濬、步骘、陆逊时时刻刻上书指责。潘濬甚至打算把吕壹刺杀。

吕壹有门客违法，被建安太守郑胄所杀，吕壹非常愤恨，于是中伤郑胄，孙权立刻禁锢郑胄，后因潘濬、陈表上言，郑胄才得以释放。

吕壹还曾诬告江夏太守刁嘉“谤讪”，孙权向百官调查，百官都不敢违逆吕壹，纷纷赞同。只有是仪表示没听过此事。最后因为是仪的坚持，刁嘉方得以无事。

吕壹陷害宰相顾雍，黄门侍郎谢厷去向吕探问消息，吕壹表示不乐观。但是谢厷却巧言，只要顾雍被免官，将由潘濬接任宰相。吕壹畏惧潘濬，只好放过顾雍。

吕壹又陷害孙权的驸马朱据，控告身为左将军的朱据私吞军饷，拷打朱据幕府管理财务的军官，并将该官打死。朱据怜其屈死狱中，为该官安葬。却被吕壹认定是心虚的证据。朱据只好自我监禁，等候孙权审查。后来孙权发现朱据是清白的，于是说：“连朱据都会被诬告，何况一般的官吏百姓呢？”愤而将吕壹处死。

注解

中书典校郎，又称“校事”、“典校事”

参考资料

〖三国志·吴书·步骘传〗、〖吴书·朱据传〗、〖吴书·是仪传〗、〖吴书·陆逊传〗、〖吴书·诸葛恪传〗

〖资治通鉴〗

《论吕壹之祸与孙权驭下之术》

吕壹之案，实为三国吴政枢要之缩影。观其行事，虽为中书典校郎，然"险狠"二字实不足概其全貌。细究史载，此人实具三重政治面相：其一为君权之爪牙，专司监察而恃宠弄权；其二为官僚体系之鲶鱼，以诬陷手段搅动朝局；其三乃皇权与世族角力之棋子，终成政治牺牲品。

吕壹屡陷重臣而初不受惩，折射出孙权晚年特殊的驭臣之道。其时江东世族势大，陆、顾、朱等大姓盘根错节，君主乃借寒门酷吏以制衡。潘濬"欲手刃之"、陆逊"时时上言"，正显世族与近臣之激烈对抗。吕壹诬告朱据案尤具深意，驸马重臣尚遭构陷，实为孙权对功臣集团的警示。

然权术过甚终伤国本。吕壹"玩权弄法"突破底线，致"大臣寒心，小臣震恐"。其结局被诛，非因罪发，实因平衡已破——既失世族容忍，又无继续利用价值。是仪独持正论救刁嘉、谢厷智退以保顾雍，皆可见朝中清议未泯。

太史公言"酷吏者，虽惨酷，斯称其位矣"，吕壹之流终为君权工具。此案警示后人：监察之权贵在制衡，若成一人之私器，则国法隳而朝纲紊矣。孙权晚年之失，正在于将制度性监察异化为个人权术，致有"吴之名臣，多被中伤"之叹。

《论吕壹之祸与孙吴政风之弊》

吕壹之兴衰，实为孙吴中期政风嬗变之缩影。其任中书典校郎期间"险狠"之行径，非独个人品性使然，更折射出孙权晚年监察制度异化、君臣猜忌之深。考《三国志》诸传，吕壹案所涉顾雍、朱据、是仪等皆社稷重臣，而权竟纵容近幸罗织罪名，此中机微，颇堪玩味。

一、校事制度之弊与权术失衡
吕壹所领"中书典校郎"，实为曹魏"校事官"之吴制变体。胡三省注《通鉴》谓："校事，魏吴所置，以伺察群下。"孙权设此职本为强化集权，然其职权边界模糊，《步骘传》载其"举罪纠奸，纤介必闻"，终致监察异化为酷吏政治。吕壹诬陷顾雍时，谢厷以潘濬继任相胁而止，足见权术运作已凌驾法度之上。陆逊、潘濬等屡谏不止，反映孙权晚年对江东士族之刻意压制。

二、党争阴影下的政治生态
吕壹构陷朱据案尤具典型性。《朱据传》详载其以"贪污军饷"罪名拷杀属吏，而据"厚葬死者"反成罪证。此案暴露出孙权借校事打压宗室、平衡士族的双重意图。值得注意的是，最终促使权诛吕壹者，非因冤狱昭雪，实因"朱据尚被诬，况吏民乎"（《资治通鉴》卷七十四）之政治危机感。刁嘉"谤讪"案中，百官慑于吕壹淫威唯唯，独是仪抗辩，恰印证《是仪传》"忠不谄君"之评，亦反衬当时言路壅塞之甚。

三、历史镜鉴与制度反思
吕壹伏诛后，孙权虽诏令"有罪者勿复用"，然校事制度未废。至孙皓时张立、冯纯等校事再兴，终成亡国之兆。王夫之《读通鉴论》痛陈："校事之设，所以亡吴也。"细究吕壹现象，实为君主专制下监察权畸变之必然。其兴也勃焉，缘于孙权晚年猜忌心重；其亡也忽焉，源于权力反噬。宋代叶适《习学记言》论此："人主以私智御下，则谗慝得行其间。"可谓的论。

要之，吕壹非单纯奸佞，实乃特殊政治生态之产物。其个案揭示出：监察体系若失制度约束，必沦为党争工具；君权若无制衡，则"险狠"之徒必乘隙而入。后世史家当从此中悟"畏小人、防壅蔽"之训，方不负读史明鉴之义。

《论孙权朝校事吕壹之祸及其历史镜鉴》

吕壹之兴废，实为孙吴政治生态之缩影。其以中书典校郎之职行"典校事"之权，表面为监察文书，实则构陷大臣，终致伏诛，其间折射的权术、制度与人情，颇值深究。

一、校事制度之弊与权臣之祸
校事一职，源于曹操所设"校事"制度，本为强化中央集权、监察百官。孙权效之而用吕壹，然其职权界限模糊，《三国志·吴书·步骘传》载其"举罪纠奸，纤介必闻"，实已越司法常轨。吕壹得以"玩权弄法"（《资治通鉴》语），根源在于制度设计赋予其超然地位，却无制衡机制。其诬顾雍、陷朱据，皆因可直达天听，而百官"莫敢忤旨"（《吴书·是仪传》），足见专制监察权之危险。

二、孙权用人之失与政治平衡
孙权晚年多疑，吕壹之得宠，实为君主制衡世族之手段。江东顾、陆、朱等大族盘根错节，孙权借吕壹打压之，此乃权术而非治国。然吕壹"险狠"过甚，连驸马朱据亦遭构陷，反逼孙权反思。《吴书·朱据传》载孙权叹"朱据见枉，况吏民乎"，终诛吕壹，实为政治平衡破裂后之补救。潘濬、陆逊等屡谏不止，可见权术一旦失控，反伤国本。

三、士人气节与制度韧性
吕壹之败，非独因孙权醒悟，更因东吴士林抗争。是仪于"众官畏壹"之际独持异议（《吴书·是仪传》），救刁嘉于冤狱；谢厷以潘濬之威震慑吕壹，智保顾雍；郑胄虽遭禁锢，终得潘濬、陈表力救。此皆彰显士大夫以道统抗衡政统之精神。然个案正义依赖个人胆识，恰暴露制度缺陷——若无非世族官员集体抗争，吕壹之祸恐更难遏止。

四、历史镜鉴
吕壹案揭示三重警示：其一，监察权须受程序约束，否则必成酷吏工具；其二，君主以特务制衡官僚，易引发系统性腐败；其三，政治清议与士风骨鲠，实为乱世最后防线。后世如武则天用周兴、来俊臣，明设厂卫，皆重蹈此覆辙。

吕壹伏诛后，孙权未废校事制度，仅以"更用忠良"（《资治通鉴》卷七十四）为饰，其弊终吴之世未绝。读史至此，当知"用人唯亲"与"制度失范"并戒，方为治国之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