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宮伯玉

東漢羌胡族首領：北宮伯玉，其擁兵西涼，在史上曾發動叛亂

北宮伯玉，又叫北宮玉（或爲名玉字伯玉，未詳），是東漢末年羌胡族的首領，涼州軍閥之一。

公元184年，爲了響應太平道首領張角的起義，和西涼土豪宋楊等人聯合發動叛亂，後又招攬韓遂、邊章等人入伙。

公元187年，韓遂發動兵變，將其殺死。

人物生平

公元184年（中平元年），十一月，湟中義從胡反叛，立北宮玉爲將軍，將時任涼州督軍從事邊允與涼州從事韓約劫爲人質，不予放還。涼州刺史左昌派蓋勛率軍駐守阿陽縣，叛軍見阿陽縣無法攻破，便轉向攻打金城郡，斬殺金城郡太守陳懿，脅迫邊章、韓遂入伙，共推舉邊章爲首領。

公元185年（中平二年）三月，北宮玉等率領數萬騎兵打著誅殺宦官的旗號入寇三輔，侵逼園陵。漢靈帝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及中郎將董卓征討，都不克，而叛軍實力進一步擴大，擁有十萬之眾，天下爲之騷動。

公元187年（中平四年），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自擁兵十餘萬。

人物評價

衛覬：“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眼前而已。”

【論北宮伯玉之亂與東漢涼州軍政格局的嬗變】

北宮伯玉之亂，實爲東漢季世羌胡問題與地方豪強勢力交織之典型案例。考其史跡，可窺中平年間西北邊陲權力結構崩解之深層肌理。

一、叛亂始末考析
北宮伯玉以湟中義從胡首領身份崛起，其於中平元年（184年）聯合宋楊等西涼豪右起事，絕非偶然。按【後漢書·西羌傳】所載，當時"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民族矛盾積弊已久。其劫持邊允（邊章）、韓約（韓遂）之舉，恰反映胡漢勢力博弈之實態——羌胡武力雖盛，然需借重漢人士族之政治號召力。及至攻陷金城、推舉邊章爲首，更見其政治運作已超越單純部落叛亂層次。

二、軍事行動的政治訴求
中平二年（185年）北宮伯玉聯軍以"誅宦官"爲號進逼三輔，此舉頗具深意。蓋因當時朝中宦官專權，士人集團與之勢同水火。叛軍此檄文非但爭取漢地民心，更試圖構建反宦官的政治同盟。然觀其部眾"十餘萬"之規模，實以羌胡騎兵爲主力，【資治通鑑】胡三省注所謂"假清君側之名，行割據之實"，可謂確評。皇甫嵩、董卓征討失利，正暴露東漢中央對涼州控制力之衰微。

三、權力結構的嬗變
衛覬"豎夫屈起"之評，雖含士族偏見，卻道出關鍵：北宮伯玉等終缺乏整合胡漢勢力的政治智慧。中平四年（187年）韓遂之變，本質是漢人豪強對羌胡首領的權力置換。韓遂誅殺北宮伯玉後，涼州軍政主導權遂由羌胡集團轉入漢人豪強之手，此乃東漢末年西北權力格局重大轉折。

要而論之，北宮伯玉之亂折射出東漢王朝在民族政策與地方治理上的雙重失敗。其興也勃焉，亡也忽焉，恰爲漢末群雄並起之先聲。後世史家當超越"叛亂"之簡單定性，而置於漢羌百年衝突與地方勢力坐大的歷史脈絡中審視，方得其實。

【論北宮伯玉之亂與東漢涼州軍政格局的嬗變】

北宮伯玉之亂作爲東漢羌胡叛亂的典型案例，實爲理解漢末西北邊陲軍政生態的重要切入點。本文將從歷史語境、軍事動態及地緣政治三個維度，對此事件進行學理剖析。

一、羌胡勢力與漢廷治理的結構性矛盾
湟中義從胡的叛亂絕非偶然，【後漢書·西羌傳】載"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揭示了民族融合背後的治理困境。北宮伯玉被擁立爲將軍（【資治通鑑】繫於中平元年十一月），本質上是羌胡部落對漢廷"以夷制夷"政策的反彈。值得注意的是，其劫持邊允、韓約之舉，恰暴露了漢廷在涼州統治的脆弱性——地方豪強與少數民族勢力始終存在博弈空間。

二、軍事行動的階段性特徵
叛軍戰略呈現明顯演變軌跡：初期（184-185年）以金城郡爲根據地，通過脅迫邊章、韓遂等士人提升合法性；中期以"誅宦官"爲旗號進犯三輔，完成從地方叛亂到威脅中央的質變。據【後漢書·靈帝紀】記載，叛軍鼎盛時"眾十餘萬，天下騷動"，其戰鬥力之強可見一斑。皇甫嵩、董卓征討失利，既反映漢軍戰力衰退，亦印證羌胡騎兵的戰術優勢。

三、權力更迭的內在邏輯
韓遂誅殺北宮伯玉等人（187年）的事件，需置於涼州軍閥演化脈絡中理解。衛覬"豎夫屈起"之評雖含貶義，卻準確揭示了這些勢力的局限性——缺乏政治整合能力。北宮伯玉集團始終未能突破地域性武裝的範疇，其興衰印證了陳寅恪先生所謂"胡漢分治"背景下邊緣勢力的宿命。

此亂對東漢政局產生深遠影響：一方面加速了董卓等涼州武將的崛起，另一方面爲後續三國割據埋下伏筆。研究此案，對理解中古時期邊疆治理與民族關係具有典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