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

东汉益州黄巾首领：马相，在史上曾连破益州、巴郡等地

马相，东汉末年人，自号黄巾，中平五年起事于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连破益州（今四川广汉北）、犍为（今四川彭山东）、巴郡（今四川重庆北嘉陵江北岸）等，控制益州大部。后为益州从事贾龙所破。

历史概况

东汉末期益州反贼，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令，进攻雒县，杀郗俭，又击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自称“天子”，众至十余万人，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后为益州从事贾龙所破。

《论东汉益州黄巾首领马相之乱及其历史定位》

马相之乱作为东汉末年益州地区规模最大的民变事件，虽在《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典籍中仅得片段记载，然其"旬月之间，破坏三郡"的军事行动，实为研究汉末地方权力结构崩溃与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案例。本文试从三个维度剖析其历史意义。

一、起事背景与组织性质
中平五年（188年）马相以"黄巾"为号在绵竹起事，本质上是东汉王朝统治危机的地方性爆发。其时益州刺史郗俭"赋敛烦扰"（《华阳国志·刘二牧志》），恰逢中原黄巾主力被镇压后流民四散，马相得以聚合"疲役之民数千人"，其队伍构成兼具破产农民与流亡戍卒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马相虽借张角余威自称黄巾，但其组织松散、缺乏宗教纲领，与冀州黄巾有本质差异，更多体现为地方性民变。

二、军事扩张与政权建构
马相部在短期内连破绵竹、雒县，击杀郗俭后，迅速控制蜀郡、犍为、巴郡三郡要地，其军事成功源于两点：其一，东汉益州驻军因凉州羌乱被大量抽调，形成防御真空；其二，采取"因粮于敌"策略，吸纳地方豪强武装。其自称"天子"的僭越之举，反映汉室权威在边郡的彻底瓦解。然其政权未建立有效行政体系，仅以军事占领维持统治，终致速败。

三、败亡原因与历史影响
益州从事贾龙能迅速集结"州郡义兵"平定马相，关键在于获得南中豪族支持。马相忽视地方势力平衡，未妥善处理与雍闿、孟获等南中大姓的关系，此其败亡主因。此乱客观上加速了刘焉"废史立牧"政策的实施，为后来刘备入蜀埋下伏笔。范晔将马相归类为"妖贼"（《后汉书·灵帝纪》），实乃正统史观之局限，今当视其为汉末基层治理失败的典型产物。

马相之乱虽历时短暂，却深刻暴露东汉益州统治体系的脆弱性。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过程，恰是汉末群雄割据前的地方权力重构预演，在巴蜀社会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标本价值。

《论东汉益州马相之乱及其历史定位》

马相之乱，乃东汉末年益州地区一场颇具规模之民变，其事虽载于史册，然历来论者多附于黄巾余绪，未得深辨。今据《后汉书》《华阳国志》等文献，试析其始末及历史意义。

一、起事背景与性质
马相起事于中平五年（188年），正值黄巾主力败亡后五年。其"自号黄巾"，实为借张角之余威，非正统黄巾嫡系。彼时益州吏治腐败，刺史郗俭"赋敛烦扰"（《华阳国志·刘二牧志》），致"疲役之民"数千人响应。马相先杀绵竹令李升，后破雒县诛郗俭，旬月间连克三郡，足见其势非单纯盗匪，实有底层反抗苛政之色彩。

二、军事扩张与政权建构
马相部众由数千骤增至"十余万"，反映益州社会矛盾之深。其攻占策略显有章法：先取绵竹要冲，再克州治雒县，继而西取蜀郡、犍为，东破巴郡，形成对益州核心区的控制。尤值得注意的是其"自称天子"之举，此非普通流寇所为，实具建政野心，可比之于同时期凉州北宫伯玉称"将军"之例。

三、败亡原因探析
贾龙率"州家兵"迅速平叛，表面看是官军战力优势，深层则暴露马相政权之弊：其一，未获士族支持，贾龙本为犍为豪强，其率"家僮"参战即显地方势力态度；其二，仓促称帝致内部离心，《华阳国志》载其部众"放纵钞掠"，丧失民心；其三，地理上困守盆地，未如张鲁据汉中成割据之势。

四、历史定位再议
马相之乱当置于两条脉络观察：于地方史，此为东汉益州首次大规模民变，预示此后刘焉"废史立牧"之变革；于全国史，则可视为黄巾余波与豪强崛起的过渡现象。其速起速亡，恰证东汉末世"郡守威轻"（《后汉书·刘焉传》）之实况，亦为三国分立前地方权力重构之先声。

要之，马相事件非简单"反贼作乱"，实乃东汉中央权威崩溃下，地方社会矛盾激化之缩影。其虽仿黄巾而少宗教色彩，据益州而乏长治之策，然在汉末变局中，不失为一重要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