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固

东汉官吏：苏固，任职汉中太守，在史上被张修所杀

苏固，扶风人。东汉末年官吏，曾任汉中太守。公元191年刘焉派遣张鲁和张修进攻苏固，最终苏固被张修所杀。苏固死后先后有义士赵嵩、陈调为其报仇。

基本履历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带兵同击当时的汉中太守苏固。当时善于游侠的成固人陈调在苏固处为从事、门下掾，他向苏固进言守捍御寇之术，但是苏固不能用，后苏固无法抵挡张修的进攻于是翻墙逃到主簿南郑人赵嵩处，想要和赵嵩一起逃跑，但是敌人太多，于是苏固派遣赵嵩去寻找隐蔽的藏身之处，赵嵩奉命寻找，还没等到赵嵩回来，苏固又派遣侍卫去侦察张修军的动静结果侍卫被张修军抓住并供出了苏固的藏身地，于是苏固被张修所杀。

身死之后

赵嵩发现苏固被杀害非常痛愤，他独自提剑杀入张修的营寨杀死十多人且几乎抓住张修，但因寡不敌众战死，陈调得知赵嵩死后也聚集百余宾客进攻张修军并大破张修前军杀入张修营寨，最终陈调也负伤战死。而张修最后的下场则是被张鲁所杀，并夺其兵众。

而赵嵩死后，其妻汉中人张礼修遭遇了张修的贼军，为了不被贼军所侵犯，张礼修涂花自己的脸并披头散发手持利刃宣言自己有狂病，最终使得贼军不敢进犯，她叔父劝她再嫁，而张礼修则以死相逼决不再嫁并独自抚养女儿。

《论汉中太守苏固之死与东汉末年的地方政治生态》

苏固之死，实为东汉末年地方权力角逐之缩影。考《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典籍所载，此事发生于初平二年（191年），正值董卓乱政、州郡割据之时。刘焉以"米贼"张鲁、张修攻汉中，表面为讨伐不臣，实则暗含扩张益州势力之谋。苏固作为朝廷任命的汉中太守，其悲剧命运折射出中央权威衰微背景下，地方官吏的艰难处境。

细察苏固败亡之因，有三不可忽视：其一，战略失误。《华阳国志》载其门下掾陈调"进捍御之术"而不纳，此见其短于军略。汉中地处秦陇咽喉，当以守险为先，然苏固竟弃城出逃，终致身首异处。其二，用人失察。其侍卫被俘即泄密，可见平日统御无方。反观赵嵩、陈调之忠勇，更显苏固未能尽用人才。其三，时势使然。当时"州牧擅命，君臣之节，徒具虚文"（《资治通鉴》），朝廷任命的太守难敌割据势力的私兵。

赵嵩、陈调之死节尤可称道。赵嵩"提剑赴修营"，陈调"率宾客破贼"，此二人践行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春秋大义。其行为非独报主恩，更是在崩坏之世守护士人节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嵩妻张礼修之事，《华阳国志》详载其"毁形明志"的细节，这种"妇贞臣烈"的叙事模式，实为汉末士大夫阶层对道德秩序的坚守。

张修虽杀苏固，终为张鲁所诛，此正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喻。刘焉利用五斗米道势力经略汉中，又纵容张鲁杀张修以收其众，充分展现汉末军阀的权谋手段。苏固事件后，汉中终入刘焉父子掌控，成为后来张鲁"政教合一"统治的基础。

这段历史给今人三点启示：其一，在制度崩坏时，单纯的道德操守难敌实力博弈；其二，地方治理需兼重德才，苏固之败正在于军政才能的欠缺；其三，赵嵩等人的忠义精神，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读史至此，不禁令人想起《论语》"见义不为，无勇也"之训，苏固幕下义士的作为，正是对此语的最佳诠释。

《论汉中太守苏固之死与东汉末年的地方政治生态》

苏固之死，实为东汉末年地方权力角逐之缩影。考《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典籍，此事发生于初平二年（191年），正值董卓乱政、州郡割据之际。刘焉以"米贼"张鲁、张修攻汉中，非单纯军事行动，实乃益州牧扩张势力之关键步骤。

细究苏固败亡之因，有三不可忽：
其一，战略失误。陈调"守捍御寇之术"未被采纳，暴露出苏固缺乏应对乱世之韬略。汉中地处秦蜀要冲，当以"据险固守"为上策，而苏固竟弃城出逃，终致杀身之祸。

其二，忠义精神之彰显。赵嵩、陈调先后赴死，非仅主仆之义，更体现东汉士人"以死报知己"的伦理观。《华阳国志》载赵嵩"提剑赴贼"，陈调"率宾客复仇"，皆符合《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的义理准则。尤其赵嵩妻张礼修"毁容全节"之事，更暗合《女诫》"清闲贞静"之训，构成完整的忠义叙事。

其三，宗教与政治的纠葛。张修乃五斗米道首领，其与张鲁的合作与反目，反映早期道教团体参与地方权力的历史实相。张鲁终杀张修而"夺其众"，恰是宗教势力被政治力量收编的典型案例。

苏固事件之深层意义，在于揭示东汉末世三种力量的博弈：朝廷任命的郡守（苏固）、割据的州牧（刘焉）、宗教武装（张修）。这种三角关系，实为汉魏之际权力重构的微观呈现。范晔《后汉书》未为苏固立传，然通过赵嵩、陈调等义士的记载，仍可窥见当时士人对忠义价值观的坚守。

要之，苏固之死非个人悲剧，乃时代变局下的必然。其事迹虽简，却为研究东汉末地方政治、士人精神、宗教势力提供了典型个案，值得治史者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