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兴

东吴大臣：濮阳兴，在史上不顾百姓的怨声硬修丹杨湖田

濮阳兴（？-264年），字子元，陈留（治今河南开封）人，三国时期东吴大臣，吴景帝孙休末年至末帝孙皓初年任丞相。孙权时为上虞县令，后升任尚书左曹、五官中郎将、会稽大守。孙休即位，征召为太常卫将军、平军国事，封外黄侯。永安三年（260年），力主建丹杨湖田，事倍功半，百姓大怨。后升任丞相。永安七年（264年），孙休去世，濮阳兴与张布迎立孙皓。担任侍郎，兼任青州牧。同年被万彧谮毁，流放广州，途中孙皓派人被追杀，并夷三族。

人物生平

入朝任职

濮阳兴，字子元，是陈留（治今河南开封）人。他的父亲濮阳逸在东汉末年躲避战乱到江东，官至长沙太守。濮阳兴少时有才士的声名，孙权时期任上虞县县令，逐渐升至尚书左曹，以五官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蜀国，回朝后任会稽太守。当时琅琊王孙休居住会稽，濮阳兴与他交结深厚。等到孙休即位后，征召濮阳兴入朝担任太常、卫将军，负责军国事务，封爵外黄侯。

百姓怨恨

永安三年（260年），都尉严密。修建丹杨湖田，筑浦里塘。孙休诏令百官相聚商议，都认为费工太多而湖田不能保证造成，只有濮阳兴认为可以成功。于是召集众多兵士、百姓前去兴修，工程所费人力财力不可胜数，士卒死的死、逃的逃，还有的自杀，百姓十分怨恨濮阳兴。濮阳兴后来升任丞相，与孙休的重臣左将军张布相互勾结，国人大失所望。

流放被杀

永安七年（264年）七月，孙休去世。左典军万彧素来与乌程侯孙皓友好，于是劝濮阳兴、张布废黜孙休的嫡子而迎立孙皓为帝。孙皓即位后，加授濮阳兴为侍郎，兼任青州牧。不久万彧谮毁说濮阳兴、张布悔恨原先迎立孙皓为帝。同年十一月初一日上朝时，孙皓借机收捕濮阳兴、张布，将他们流放到广州，又派人在半路上追杀他们，并夷灭他们的三族。

历史评价

陈寿〖[wiki]三国志" title="‘三国" title="‘[wiki]三国’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三国志’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三国" title="‘[wiki]三国’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三国志〗：“濮阳兴身居宰辅，虑不经国，协张布之邪，纳万彧之说，诛夷其宜矣。”

史书记载

〖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十九·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家族成员

父亲：濮阳逸

族人：濮阳闿

文学形象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孙休死后，濮阳兴与张布违背其遗言，欲废孙休长子而立孙皓。

《论濮阳兴之政绩与历史评价刍议》

濮阳兴者，陈留人士，三国东吴权臣，其生平事迹载于《三国志·吴书》，然史家陈寿以"虑不经国"四字定评，可谓诛心之论。今就史料所载，试析其施政得失。

一、湖田之役的为政失当
永安三年丹杨湖田工程，实为濮阳兴政治生涯之转折点。考《三国志》所载"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其弊有三：其一，违背"使民以时"的儒家治国原则。《论语》有云："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兴却反其道而行；其二，不纳群议，独断专行。百官皆言"功多而田不保成"，唯其一意孤行，此乃《尚书》所谓"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之诫；其三，工程管理失序，致人户凋敝，此与管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的治国理念背道而驰。

二、权力运作的伦理失范
其与会稽王孙休之交结，已显政治投机之嫌。及至为相，复与张布"相表里"，此非宰辅应有之德。《周易》有言："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其迎立孙皓又生悔意，更见政治判断之失准。万彧谮毁之事，表面是君臣猜忌，实乃自种恶因。

三、历史镜鉴的当代启示
濮阳兴之败，可为后世为政者戒：其一，重大决策当循"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的古训；其二，权力运用须合"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其三，政治同盟当以国事为重，而非私利相交。观其"诛夷其宜"的结局，恰印证《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之理。

要之，濮阳兴之失，非仅个人才具不足，实乃背离传统政治伦理所致。昔孔子论为政："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濮阳兴既乏勤政之实，又失忠事之心，其败亡岂偶然哉？后世观史者，当以此为鉴，明"民惟邦本"之义，方不负太史公"究天人之际"的修史深意。

（全文798字，依传统史论体例撰就）

《论濮阳兴之政绩与历史评价》

濮阳兴者，东吴景、末二帝间权臣也。观其生平，可谓"才足以济其奸，位适以成其祸"之典型。陈寿《三国志》评其"身居宰辅，虑不经国"，实为诛心之论。今就其政事得失，析而论之。

一、湖田之役与为政之道
永安三年丹杨湖田之役，实为濮阳兴政治生涯之转折。考《三国志》载："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此非单纯工程失利，实暴露其执政之根本缺陷。昔大禹治水，"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而濮阳兴筑浦里塘，却"费功不可胜计"，二者相较，高下立判。为政者当知"民惟邦本"之理，而兴以宰辅之尊，竟行劳民伤财之举，更在百官皆谏之时独持异议，此非刚愎自用而何？《尚书》有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濮阳兴之失，正在于漠视民瘼，终致怨声载道。

二、权力网络与政治操守
其与会稽王孙休之交结，已见政治投机之端倪。及至位居丞相，更与张布"相表里"，形成权力集团。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濮阳兴之作为，恰是"比而不周"之典型。尤其孙休驾崩后，听信万彧之言，废嫡立庶，迎立孙皓，此举不仅违背礼法，更为东吴灭亡埋下祸根。司马光《资治通鉴》论废立之事云："不正其始，则不能善其终"，濮阳兴之政治抉择，终致夷族之祸，岂非自食其果？

三、历史镜鉴与为政警示
濮阳兴之悲剧，于今仍有警示意义。其一，为政者当以民为本，任何脱离实际、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终将招致反噬。其二，权力结盟终难持久，史载万彧既劝其迎立孙皓，复又谮毁之，正是"以利相交者，利尽而疏"的明证。其三，政治决策须有远见，其废立之举虽得一时之利，却终致"诛夷其宜"的结局。

要之，濮阳兴其人，才具或有可称，然器识不足，终成祸国之臣。后世为政者当以此为戒，明乎"德不称位，能不称官，其祸必酷"之理。治国之道，不在急功近利，而在厚植根本，此千古不易之至理也。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