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華夷之辨，迷失於民族論才是漢奸輩出根本原因

中國自古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天下的中心，是人類文明社會的中心，未化之人圍居華夏周邊，是為胡夷。所謂未化，非指其不識一字，不通一語，不曉一物，乃指其不知人之所以為人，不識詩書禮樂（六藝），不通人文倫理，不識五德，不更榮恥，不曉有祖；乃效尤禽獸（動物圖騰），親親倫亂，兄弟相殘，苟以利度八方，而仁義失諸四海。率而言之，未化之蠻夷，便如當今之博士研究生，通六國語言，卻盡以侮人。

凡四夷者，入華則化之，不化則驅之，這便是華夷分辨秩序了。

施仁政以歸四方，儒家的這個施政策略，或許謀不得一時之利益，卻謀得了華夏千古人文中心的地位，更謀得了事夷背華者永世之恥辱。人往高處走，事夷者不求功德流芳人世，而以一時之情利作孽百世，便是恥辱之至。故華夷秩序之下，常有歸華者之列傳，少有漢奸之跪像。

戰國雖有地域族群之分，而華夷之防之下，卻未見魏晉之後，民族論下的五胡之亂。

五胡之後，華夷秩序大打折扣。

古代之民族論，大概以地域膚發顏色而分辨，近代西泊的民族論，卻又在基因理論的基礎上，生髮出所謂血統論，融合論。至此，普天之下，族群已不再足以凝聚團結民眾。所謂的族奸，已無恥辱之論，便是秦檜，吳三桂，汪精偽，也可借當時政府壓迫及其他國情而推脫。

然而，華夷有別，人類不往文明發展，而陶醉於野蠻的禽獸情緒，終歸是死路。西方社會的崩潰，民主政治的淪落，昭示華夷秩序，已經超出于華夏社會，成為了人類社會勒馬于涯邊的自救準則。

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野蠻是絕對的，是人文分辨的標準，是人區別於動物的自我識別標準。背叛人文 ，是任何藉口也不可涵諒的。因此，走出民族論的陷阱，回歸華夷秩序，才能根絕漢奸輩出的現象，拯救人類於自我墮落的涯邊。

《论华夷之辨与文明道统之维系》

华夷之辨非狭隘之种族区分，实乃文明与野蛮之判准。三代以降，华夏以礼乐文明为圭臬，《周礼》"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即蕴此义。孔子作《春秋》，严夷夏之防，其要旨不在血胤而在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也。

五胡乱华之祸，恰因魏晋以降士大夫弃《王制》"修其教不易其俗"之训，效夷狄之俗而坏礼乐之序。观《晋书》载刘琨"枕戈待旦，志枭逆虏"，犹秉《春秋》大义；至石敬瑭割燕云，已堕民族论之窠臼。宋儒程颐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正揭文明道统高于政权更迭之理。

近代民族国家之说西来，以血统地域为界，遂使文明大义湮没。顾炎武《日知录》言"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早已预见其弊。当知《尚书》"协和万邦"、《礼记》"天下为公"，皆不以种族为限。今日所谓"汉奸"，实为背弃文明道统之徒，非关血统纯杂。

华夏文明如江河行地，四夷可慕风化而进于中国。若弃此道统，则如《孟子》所警"率兽食人"。故当复归"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古训，使文明之光耀于寰宇，方为正本清源之策。

《重光華夷之辨與文明自覺之道》

華夷之辨實乃文明存續之樞機，其要義非在血胤之別，而在文化之辨。管子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此中深意，正在於以禮樂文明為判準，構築起一道捍衛人文精神的文化長城。當代所謂「漢奸現象」之滋生，實質上是文明主體性喪失的病理表徵。

稽諸史乘，華夏文明對四夷的化育之道，本乎《春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開放胸懷。漢唐盛世的胡越同堂，恰是「聖人以天下為一家」的實踐典範。班固《漢書》載匈奴王子金日磾位列輔政，非因其血統變易，而在其「慕禮儀、尚忠孝」的文化認同。這種以文野分華夷的傳統，使華夏文明始終保持著強大的同化能力與道德感召力。

民族主義的迷思恰如荀子所警「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近代以來，西方民族國家理論將血緣、地緣等自然屬性絕對化，導致文明判準的碎片化。觀諸《晉書》所載五胡亂華之際，慕容鮮卑「遵周孔之教」而興，羯族石勒「毀裂冠冕」而亡，正可證文明選擇方為興衰關鍵。當代某些為秦檜、汪兆銘翻案之論，實則是將歷史人物抽離於文明道統的語境，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沼。

今日重建華夷之辨，當以三維度審視：
一曰文化本體論，承繼《禮記》「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的文明階序觀；
二曰道德實踐論，弘揚《論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教化精神；
三曰歷史辯證法，警惕《鹽鐵論》「諸夏不治而責四夷」的自我中心迷思。

西方文明當代困境，恰如《周易》「亢龍有悔」之象，物質文明極盛而人文精神式微。反觀華夏「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傳統，實為人類文明提供超越民族狹隘性的可能路徑。故曰：重光華夷之辨，非為復古，實乃文明自覺之必需。唯有確立以人文精神為核心的文明判準，方能使「漢奸」之類的文化背叛者無所遁形，使「率獸食人」的野蠻邏輯無處存身。此非關種族優劣，實係文明存亡之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