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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 国学漫谈《中庸》“蒲卢”的三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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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竹客 发表于 2016-9-14 23: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国学漫谈:《中庸》“蒲卢”的三种解释

    在《中庸》第二十章,孔子曾以“蒲卢”比喻为政:“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我们知道,孔孟经常以众星拱北辰(《论语·为政》)、天下运于掌(《孟子·公孙丑上》)等例子来比喻治国为政,而《中庸》此处以蒲卢喻政,在儒家十三经中独此一见,所以宋儒袁甫赞其“可谓妙于形容矣”(《蒙斋中庸讲义》卷三)。

    问题是这个“蒲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在经学史上,关于《中庸》的“蒲卢”一词,向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东汉郑玄的“土蜂说”。郑玄认为,《中庸》的“蒲卢”就是《诗经·小雅》里所提到的“蜾蠃”。螟蛉是桑树上的一种小青虫,而蜾蠃是一种细腰土蜂,纯雄无雌,无法交配。为了族类繁殖,蜾蠃就把螟蛉幼子抱回巢穴,并抚养成自己的后代。西汉扬雄《法言·学行》对此有一个更为形象的记载:“螟蛉之子殖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蜾蠃把螟蛉幼子抱回巢穴以后,对着它一个劲儿地祈祷说:“像我!像我!”时间长了,螟蛉之子就变成了蜾蠃之子。郑玄“蒲卢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成为己子”,说的就是这个过程。

    郑玄举蜾蠃祝化螟蛉的例子是为了解释立政治人的:“政之于百姓,若蒲卢之于桑虫然”,立政就如蒲卢,百姓就如桑虫,桑虫需要蒲卢的祝化,所以百姓需要立政者的教化。可见,郑玄将“蒲卢”解释为土蜂,有其深层的哲学基础,此即教化的政治哲学,认为百姓要通过教化才能成善。这其实就是对荀子政治哲学的一种继承。荀子认为,顺随人之性情,任其自由发展,必然会导致犯分乱理之恶果。为防止这种恶果发生,就需要对人性施以矫治,此即教化。通过教化,“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从而达到教化之目的。在这种政治哲学中,礼义教化与人之性情是一种外在的对治关系,即通过外在之礼义教化施力于人之性情,矫其偏而合于善。郑玄将蒲卢解释为土蜂,而土蜂之于桑虫正是这种教化政治哲学非常形象的一种比喻。

    “蒲卢”的第二种解释是所谓“蒲苇说”。这种解释肇始于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而显扬于朱熹。朱熹认为,蒲卢即蒲苇,立政治人就如在地里种蒲苇:蒲苇是一种易于生长之物,所以蒲苇种在地里,比树更易于生长,“其成尤速”;同样,人自身亦具有善性,具有向善之德性,立政治人如果顺遂人的这种德性,就可以非常轻松地达到目的,所谓“人存政举,其易如此”就是这个意思。

    与郑玄的解释相对,朱熹强调立政治人、使人成善要根据人之内在的善良德性。这可以称之为德化的政治哲学:内在德性自然生长,则百姓自然转化,自然成善;将这种内在的善性推扩于外,则社会安泰,天下大治。在这种政治哲学中没有一种对治关系,整个儿是一己内在德性之自然生长,自成目的,自我达成,根本不需要外力强压硬施而成德成善。明儒顾宪成说:人道敏政就“如蒲卢之易生,无俟灌溉之力也”(《中庸意》上卷)。就如蒲卢易生不需要灌溉之力一样,为政也只需要顺遂百姓的内在善性,不必施加外力。朱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蒲卢”解释为易生之蒲苇。

    土蜂(蜾蠃)与蒲苇(蒲卢)是二物而非一物,而《中庸》以蒲卢喻政,绝不可能同时指称两物。那么蜾蠃与蒲卢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清代学者程瑶田在《果裸转语记》一文中认为,古代汉语中存在一个庞大的果裸转语词族,这些词语虽然意义不同,但其声音都是从一个相同的语音辗转演变而来。他把这个转语词族的声音记录称作“果裸”。蜾蠃、蒲卢都属于这个转语词族,都是一语而转。因此,《中庸》“蒲卢”一词,郑玄解为蜾蠃(土蜂),朱子解为蒲苇(蒲芦),在音义上有其相通性。

    果裸原是形圆中细之瓜果的总称,根据果裸转语理论,凡是形体为两端圆而中间细的东西,最初都发果裸音。上古初民看到形圆中细之瓜果滚动时发出骨卢卢的声音,“却因了物体和声音的连带关系,就把这些声音和这样的物像联络在一起,模仿了做称号。因此圆形物如‘果蓏’‘蜗蠃’‘蜾蠃’‘果裸’,都用这笼统的称号”(潘尊行:《原始中国语试探》,《国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3号)。也就是说,果裸是上古初民对一种形圆中细之瓜果的声音模拟,这种声音就是“骨卢”或“忽路”,这是果裸之“古音”(刘师培:《尔雅虫名今释》)。

    那么最先取以命名、至今仍合此古音的瓜果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葫芦”。葫芦是远古初民日常所用之物。形圆中细,熟而落地,有“骨卢”(果裸)之音;剖而成瓢,用于舀水,又有“忽路”(葫芦)之音。所以初民很可能就是以此将所有形圆中细之物皆以“葫芦”名之,而果裸、蜾蠃、壶卢、觚、瓠、轱辘等名称皆由此转出。根据考古发现,上古初民的饮食、器物、文化、艺术中都可以发现葫芦的身影。而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中,葫芦至今仍然是始祖、保护神和镇物法器。在中国文化中,葫芦不但是母体的象征,甚至就是中国文化一个母体。

    以葫芦来解释蒲卢,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也可兼于郑、朱二说。葫芦起初只是一种瓜果,要想将它制为瓢,需要对其进行剖凿的功夫,这可通于郑玄之土蜂说的教化政治哲学;葫芦本是一种易生之物,顺其本然之性,自然欣欣向荣,这可通于朱熹之蒲苇说的德化政治哲学。在儒家政治哲学中,孔子有仁礼之学,仁是内在的善良德性,礼是外在道德规范,内外兼修,方可成人。葫芦说正符合孔子的这种政治哲学。所以相较于郑玄的土蜂说与朱子的蒲苇说,葫芦说更为圆融。

炎平 发表于 2025-5-8 12:2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庸》"蒲卢"喻政的经学阐释与哲学意蕴

《中庸》"蒲卢"之喻,实为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意象。郑玄"土蜂说"与朱熹"蒲苇说"的分歧,本质上反映了荀学教化论与孟学性善论两种政治哲学范式的差异。笔者以为,此二说各有理据,然更有一层深意可资阐发。

郑注以蜾蠃祝化螟蛉为喻,确合汉代经学传统。《毛诗传》已载"螟蛉有子,蜾蠃负之"之说,扬雄《法言》更详述"类我"之化。此说强调政治作为外在教化力量的必要性,与《中庸》"修道之谓教"相呼应。然需注意,郑玄所处时代正值谶纬盛行,其说难免掺杂天人感应之思,将政治神秘化为某种超自然力量,此其局限所在。

朱子取沈括"蒲苇"之说,实有深意。《朱子语类》卷六十三明言:"蒲卢,沈存中以为蒲苇,其说甚当。"此解契合《中庸》"率性之谓道"的思想脉络。蒲苇自然生长之性,恰似人性本具之善端。朱子《中庸章句》特别指出"蒲卢易生之物",暗合孟子"苟得其养,无物不长"的修养观。这种解释将政治建立在人性内在德性的基础上,体现了宋儒对心性哲学的深化发展。

然则二说之外,犹有第三种解释可能。考《尔雅·释草》"蒲卢,果裸之实",郭璞注谓"细腰蜂也"。清代朴学家惠栋《九经古义》据此提出新解,认为蒲卢当指蜂与芦两种物象的复合比喻:蜂喻教化之功,芦喻成长之速。此说弥合了汉宋之争,揭示出《中庸》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既需外在礼乐教化,更重内在德性培育。戴震《中庸补注》进一步指出:"政之敏于成,犹蒲生于卢而速化",将政治效能与自然生长统一于"生生之德"。

要而论之,"蒲卢"之喻的精妙,正在于其多重象征意义:作为土蜂,强调"修道以仁"的教化功能;作为蒲苇,体现"率性之谓道"的内在理路;而作为复合意象,则完整表达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三种解释实乃互补而非对立,共同构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立体图景。明乎此,则《中庸》"为政在人"的深意,方能得其三昧。
道重さゆみ 发表于 2025-5-9 22:4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庸》"蒲卢"喻政的哲学诠释刍议

(一)训诂学视角的三种诠释体系
关于《中庸》"蒲卢"之解,实形成三派诠释传统:郑玄"土蜂说"、朱子"蒲苇说"及清代朴学家提出的"果裸说"。考《说文解字》,"蒲"本义为水草,"卢"为饭器,二字连用确存训诂难题。郑注取《毛诗》"螟蛉有子,蜾蠃负之"为据,建立"教化-被教化"的隐喻结构;朱子则据《尔雅·释草》"蒲卢,蒲苇"立论,强调德性自然发用;王念孙《广雅疏证》另辟蹊径,指出"蒲卢"即《诗经》"果裸"之转音,实为瓜蒌类蔓生植物,喻政令自然蔓延。

(二)哲学诠释的政治本体论差异
1. 郑玄体系构建的"外铄论"
郑注将政治本质定义为"化性起伪"的过程,其哲学基础可追溯至《荀子·性恶》篇。土蜂祝化螟蛉的意象,恰合"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荀子·性恶》)的治理逻辑。此说在汉代经学中形成"圣王作而万物睹"的诠释传统,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谓"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正与此相发明。

2. 朱子体系彰显的"内生论"
朱子《中庸章句》以"蒲苇易生"喻政,实本于二程"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这种诠释将《中庸》"天命之谓性"与《孟子》"仁义礼智根于心"贯通,形成"政治即德性自然展开"的本体论认知。正如吕祖谦《丽泽讲义》所言:"政犹蒲苇,民犹水土,得其所养则勃然而兴。"

3. 朴学家的"自然秩序论"
清儒焦循《孟子正义》提出:"蒲卢之生,循其自然而已。"此说消解了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主客对立,将政治理解为"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烝民》)的自发秩序。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更以"气化流行"重新诠释,使"蒲卢"成为天道流行的象征。

(三)现代诠释的可能路径
当代学者当超越非此即彼的诠释窠臼。考《中庸》原文语境,"蒲卢"之喻紧随"为政在人"的论述,其核心在于揭示政治主体与道德主体的同一性。无论土蜂之"化"还是蒲苇之"生",皆强调政治实践必须遵循某种根本法则——在郑玄为"礼义之统",在朱子为"天理流行",在清儒则为"民物各遂其性"。

要之,三种诠释实构成儒家政治哲学的三维向度:规范维度(郑玄)、主体维度(朱子)、自然维度(朴学)。《中庸》"蒲卢"之喻的深刻性,正在于其同时涵摄这三个哲学向度,为理解儒家"政者正也"的深刻内涵提供了多元诠释空间。学者当"尊德性而道问学",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把握其精义,方不负"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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