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东汉）【新论】卷4言体诗解1言是计当遭变用权常守正道见事不惑内有度量

桓谭（东汉）【新论】卷4言体诗解1言是计当遭变用权常守正道见事不惑内有度量

题文诗：

人耳目所,闻见心意,所知识情,性所好恶,

利害去就,皆同务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

有深浅听,明有暗照,质行薄厚,亦则异度.

非有大材,深智不能,见其大体.大体者皆,

是当之事.言是计当,遭变用权,常守正道,

见事不惑,内有度量,不可倾移,诳以谲异,

为知大体.如无大材,虽威权如,王翁察慧,

如公孙龙,敏给犹如,东方朔也,言灾异如,

京君明及,博见多闻,书至万篇,为儒教授,

数百千人,只益不知,大体焉维,王翁过绝,

世人有三,其智足以,饰非夺是,辨能穷诘,

说士威则,能震惧群,又数阴中,不快己者.

群臣莫能,抗答其论,莫敢干犯,匡谏故卒,

以致亡败,其不知大,体之祸也.夫帝王之,

大体者则,高帝是矣.高帝有曰:张良萧何,

韩信三子,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

此其知大,体之效也.王翁始秉,国政自以,

通明贤圣,而谓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故,

举措兴事,辄欲自任,不与诸明,者习通共,

苟直意发,得之而用,是以稀获,其功效焉,

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体者也.高帝怀大,

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庳,

而勿高也,度虑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

政合于时,民臣乐悦,为世所思,知大体者.

题解

本篇主要是通过汉高祖和王莽两位历史人物的对比，告诉我们为政者真正要识大体，必须要从当下的国情出发，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大体者，皆是当之事也)。
【原文】
凡人耳目所闻见，心意所知识，情性所好恶，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务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浅，听明有暗照[62]，质行[63] 有薄厚，亦则异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则不能见其大体[64]。大体者，皆是当之事也。夫言是而计当，遭变而用权[65] ，常守正[66] ，见事不惑，内有度量，不可倾移，而诳以谲异[67] ，为知大体矣。如无大材，则虽威权如王翁，察慧[68] 如公孙龙[69] ，敏给[70] 如东方朔[71] ，言灾异如京君明[72] ，及博见多闻，书至万篇，为儒教授数百千人，只益不知大体焉。维王翁之过绝[73] 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饰非夺是，辨能穷诘说士，威则震惧群，又数阴中[74] 不快己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论，莫敢干犯匡谏，卒以致亡败，其不知大体之祸也。

[62]听明有暗照:明，视力。暗，晦暗、不亮。照，明亮。
[63] 质行:品德操行。
[64]大体:有关大局的道理。
[65]用权:采用权变的办法。
[66] 守正:恪守正道。
[67] 谲异:怪诞奇异。
[68]察慧:聪明有智慧。
[69]公孙龙:战国时期赵国人，名家代表人物，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他善于辩论，力倡『白马非马』之说，

[70]敏给:犹敏捷。
[71]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武帝即位，征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他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 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书●东方朔传】)。他曾言政治得失，陈农战强国之计，但武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不得重用。一生著述甚丰，后人汇有【东方太中集】。

[72] 京君明:京房(公元前77年一公元前37年)，字君明，东郡顿丘(河南省清丰西南)人。西汉学者，易学『京氏学』的开创者。本姓李，字君明，史传说他『推律自定为京氏』。曾就学于孟喜门人易学家焦延寿，详于灾异，开创了京氏易学，有【京氏易传】存世。元帝时立为博士，有志于革除朝政弊端，因劾奏石显之党而被杀。
[73] 过绝:超越，超过。
[74] 中:陷害。

【译文】

大凡人的耳目所听到和见到的，心理和意识所认知的，性情所喜好或厌恶的，面对利益和祸害所弃所求的，每个人基本都是相同的。至于才能有大小，智慧和谋略有深浅，听觉和视觉有暗明，品德操行有薄厚，那就有不同的程度了。没有出众的才能和深邃的智慧，就不能明见大体。所谓大体，都是恰当合适的事情。所说之言正确，所出之计得当，遭遇变故而能随机应变，平常恪守正道，遇事不惑，内心有主见，不会因欺诈迷惑而动摇，这就是知大体者。

假如没有杰出的才能，那么即使有像王莽那样的威势和权力，有像公孙龙那样的智慧辩才，有像东方朔那样的机敏，预言灾异具有像京房那样的能力，以及博见多闻，著书万篇，教授儒生百千人，也只是更不知大体而已。王莽超过世人的地方有三点:他的智谋足以颠倒是非，辩才能彻底诘难游说之士，威势则能震摄臣下。他又多次暗算不合自己心意之人。所以群臣没有人能抗辩他的谬论，没有人敢冒犯他而匡正规谏，最终导致他的失败灭亡，这就是不懂得大体的祸患。
【原文】夫帝王之大体者，则高帝是矣。高帝日:『张良、 萧何、韩信[75] ，此三子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体之效也。

【译文】

帝王中称得上识大体的，汉高帝是一个。高帝说:『张良、 萧何、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豪杰。我能任用他们，所以能得天下。』这就是他识大体的证明。
【原文】
王翁始秉国政，自以通明[76] 贤圣，而谓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举措兴事，辄欲自信任，不肯与诸明习者通共，苟直意而发，得之而用，是以稀获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体者也。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77] ，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日:『庳 [78]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79] 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译文】

王莽初掌国政，自认为开通贤明、德才极高，而认为臣下们的才智没有能超出其上的，因此言行举动、兴办政事，都是那样自信，不肯和各位明事理、有才智的人交流沟通，随意地凭主观想象发表意见，想出一个办法就运用，所以很少能取得功效，因此终于遭到破败灭亡，这就是不识大体的人。汉高帝胸有大智谋略，能够自我估量，群臣处理事务、制定法度时，高帝常对他们说:『 标准不要定得太高，要考虑我所能做到的去做。』于是法度宽松，政令适合时宜。所以，百姓和臣下都欢乐喜悦，高祖亦被后世怀念，这就是识大体的人。

桓谭《新论》卷四「言体」章义疏
桓谭《新论·言体》首章，以「言是计当，遭变用权，常守正道，见事不惑，内有度量」为纲，阐发人君处世应物之体要。此段文本虽简，然内涵深邃，今试析其义理如次。

一、人性同异与材智分殊
桓谭开篇即言：「人耳目所闻见，心意所知识，情性所好恶，利害去就，皆同务焉。」此承《礼记·乐记》「感于物而动」之说，谓凡人皆受外物牵引，好恶趋利之性相通。然旋即指出「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浅，聪明有暗照，质行有薄厚」，此乃呼应《论语·雍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之论，强调个体禀赋差异。桓谭特重「大材深智」者，谓其能「见其大体」，此「大体」即下文所言「正道」与「权变」之统合，暗合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告子上》）之旨。

二、言体三要：正、权、度
「言是计当」者，谓言语必契于事理，谋略务求允当，此儒家「修辞立其诚」（《周易·乾卦》）之实践。「遭变用权」则本乎《公羊传》「反经合道」之义，如孔子赞管仲「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论语·宪问》），强调权变须以正道为依归。「常守正道」乃根本，《孟子·离娄》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是也。三者统摄于「内有度量」，即《荀子·解蔽》「虚壹而静」之心境，能权衡轻重而不失其衡。

三、知行合一与明体达用
桓谭之论，实融摄儒道两家精义。「见事不惑」近于道家「涤除玄览」（《老子》第十章）之明澈，而「内有度量」更类儒家「执两用中」（《中庸》）之工夫。其言外显权变而内守常道，恰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言「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此体用不二之思，为东汉士人应对政局动荡之重要思想资源。

结语
《言体》章虽寥寥数语，然已勾勒出东汉初年士人立身处世之理想范式：以正道为体，以权变为用，以心度为枢。桓谭上接先秦诸子之绪，下启王充《论衡》之实学精神，其「大材深智见大体」之论，尤可为今人镜鉴。学者若能于此章细加玩味，则于汉儒贯通天人之学，思过半矣。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以训诂为基础，融会经子要义，力求呈现桓谭思想的历史脉络与哲学深度。凡引经典处皆标明出处，释义则注重文本内在逻辑，避免过度引申，以存汉儒朴学之风。

桓谭《新论》卷四「言体」章句析义
桓谭《新论·言体》首章以「人耳目所闻见」发端，实为东汉思想史中「才性论」之先声。其文以「大体」为枢机，统摄材能、智略、聪明、质行四维，暗合《人物志》「九征」之旨，而更重实践理性。今试析其要义如下：

一、感官认知与主体能动的辩证
「耳目闻见」与「心意知识」并举，揭示认知之双重路径：外缘感官所得，必经内在心意裁断。此说承袭《荀子·正名》「缘天官」而「征知」之理，然桓谭特标「情性所好恶，利害去就」为实践导向，强调认知非止于静观，必归于「同务」——即群体共同之价值取向与行动准则。

二、才性差异与「大体」之统摄
「材能大小」「智略深浅」「聪明暗照」「质行薄厚」四者，实为汉魏之际才性论之雏形。桓谭以「异度」明个体差异，复以「大体」为超越性标准：非大材深智者不能洞见事物本质（大体）。此「大体」概念，近于《孟子·告子》「先立乎其大者」之「心体」，然更侧重对客观事理之把握，兼具儒家「守正」与法家「用权」的双重意涵。

三、权变与正道的实践智慧
「遭变用权，常守正道」八字，乃全篇精义所在。桓谭身处两汉之交的动荡时局，其思想既不同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绝对主义，亦异于王充纯任自然的怀疑论，而是主张「内有度量」的主体性建构——以内在德性为尺度（度量），方能在权变中不惑于事。此说上接《周易》「时中」之义，下启王弼「执一统众」之玄思，彰显汉代儒者应对现实危机的智慧。

结语
桓谭此章虽简，实为东汉思想转型之关键文本。其以「大体」统摄才性差异，以「度量」平衡权变与正道，既是对先秦儒家「经权」论的发展，亦为魏晋玄学「体用」观埋下伏笔。读此篇者，当于「见事不惑」处体认其知行合一之旨，方不负桓君山「新论」之深心。

（全文798字）

《新论·言体》首章阐微：论权变与正道之衡

桓谭《新论·卷四》首章以“言体”为题，深入探讨了人之认知与行为的根本原则。其文虽简，然意蕴宏深，揭示了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如何持守正道、灵活应对的智慧。

桓谭开篇即言：“人耳目所闻见，心意所知识，情性所好恶，利害去就，皆同务焉。”此言人之基本认知与情感机制本无二致，皆受耳目见闻与心意知识的影响，且为情性好恶与利害取舍所驱动。然其笔锋一转，指出个体在“材能大小、智略深浅、听明暗照、质行薄厚”上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并非表象之别，而是度量之异，直接决定了人能否把握事物之“大体”。

所谓“大体”，乃指事物的根本规律与核心要义。桓谭强调：“非有大材深智，不能见其大体。”唯有具备卓越材能与深远智慧者，方能超越表象之惑，洞察内在之理。此论与《周易》“穷神知化”之旨、《老子》“知常曰明”之义遥相呼应，共彰中华智慧对本质洞察的重视。

进而，桓谭提出“言是计当，遭变用权，常守正道，见事不惑，内有度量”的行为准则。此五句实为一体：“言是计当”要求言论符合实际、谋划得当；“遭变用权”强调遭遇变故时需通权达变；“常守正道”则是权变之根基，万变不离其宗；“见事不惑”乃上述三者践行之效；而“内有度量”更是根本，指内心自有权衡准则，不随外物飘摇。此五者环环相扣，构建了一个既重原则性又具灵活性的实践体系。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桓谭之“权变”观绝非无原则的机巧之术。其“用权”必以“守正”为前提，“度量”为依归，深合孔子“可与立，未可与权”之深意与孟子“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之警训。这种辩证思维，正是中国哲学“经权之道”的生动体现：既坚守永恒之道义，又不拘泥于教条，在具体情境中寻求中道而行。

桓谭此论，不仅是对个体修身的指引，更是对治国理政的深刻启示。于当今复杂多变之世，其所强调的“见大体”、“守正道”、“内有度量”之品质，尤显珍贵。唯有培育洞悉本质的智慧、持守核心价值的定力、以及因时制宜的应变能力，方能在纷繁变幻中不移其志、不惑于行。

（全文完）

华韵国学知识助手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