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三策董仲舒】诗解6太学养士举贤有功

【贤良三策董仲舒】诗解6太学养士举贤有功

题文诗：

广览兼听,极群下智,尽天下美,至德昭然,

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悦德归谊.

功不加民,王心未加,遵其所闻,则高明矣;

行其所知,则光大矣.因用所闻,诚内致行.

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

思惟往古,务以求贤,未云获者,士素不励.

养士大者,莫大太学,贤士所由,教化本原.

郡守县令,民之师表,承流宣化;师表不贤,

主德不宣,恩泽不流.吏不教民,不用圣法,

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

阴阳错缨,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

长吏不明,使至于此.古之论功,称职为差,

非以富訾,非谓累日.小材累日,不离小官;

贤材未久,不害辅佐.有司竭力,务业赴功.

今则不然,累日取贵,积久致官,廉耻贸乱,

贤不肖浑,未得其真.列侯郡守,择吏民贤,

岁贡二人,以给宿卫,观大臣能;贡贤有赏,

不肖者罚.实试贤能,量材授官,录德定位,

廉耻殊路,贤不肖分,天下贤士,可得官使.

正文：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智)，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1)。夜郎、康居(2)，殊方万里，说(悦)德归谊(义)，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遵)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3)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4)，则三王何异哉！

译文：现在陛下统一了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顺服的。陛下广泛地观察，多方面听取，尽可能地吸取群下的智慧，具备了天下的美德，崇高的德行显耀普照，扩大到国外。远达万里的夜郎和康居悦服归心，就真是太乎到来的景象啊。但是恩德并没有施加到普通百姓身上，大概是您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说：　『尊崇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就高明了；实践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在于对这些注意罢了。』希望陛下采用所听到的道理，诚心诚意按那些道理去做，那么，跟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1)施于方外：言德被殊域。(2)夜郎：汉时西南夷，在今贵州省西部。康居：汉时西域国家之一，在今苏联境内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3)曾子曰等句：引文见【大戴礼·曾子疾病篇】。清阮元辑有【曾子】四卷。光大：即广大。(4)致行：推行。

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励)也(1)。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2)，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无)应书者(3)，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率)(4)，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率)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无)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5)，贫穷孤弱，冤(怨)苦失职(6)，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缨，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译文：陛下亲自耕种籍田来倡导农业，早起晚睡，为人民担忧，思念古代治世，用心寻求贤人，这也是尧舜的用心啊，可是没有得到贤人，这是因为平时对于士人没有鼓励劝勉的缘故。平时不培养人才却想寻求贤人，就好比不雕刻玉却要求玉有文采一样。所以培养人才没有比办好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产生贤士的地方，是教化的本源，现在各郡国的人都很多，可是有些郡国还没有应举贤良文学策问、作对策的人，造就是因为王道在那裹经常断绝。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聘请高明的教师来教育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问他们而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现在的郡守、县令，就是百姓的老师和表率，是委派他们禀承君主的恩泽去宣扬教化的，师表不贤良，君主的仁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就传布不到下面。现在官吏既然没有教育人民，或者不实行君主的法令，暴虐百姓，和坏人狼狈为奸，谋取私利，致使贫穷孤弱的人含冤受苦，流离失所，很不符合陛下的意愿。所以阴阳错乱，怨气充满，人民无法生活，在苦难中得不到救助，这都是郡守县令们不贤明，才造成这样的现象啊。

(1)励：劝勉。(2)关：由也。(3)对无应书者：言条对者皆不应经义。(4)师率：即师表。(5)与奸为市：谓守令与为奸的小吏交易求利。(6)失职：即失业。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1)，吏二千石子弟(2)，选郎吏又以富訾(资)(3)，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4)，非(所)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5)。是以有司竭力尽知(智)，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6)。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译文：郡守、县令多数是出身于郎中、中郎，年俸二千石的大官的子弟选任郎官，又仗着有钱财，不一定贤明。而且古时候考核官吏的功劳，是按照做官是否称职来区分的，不以在任时间的长短为标准。所以才能小的人，虽然任职时间很长，还是小吏；有才能的人，虽然任职不久，并不妨碍他升迁为辅佐大臣。所以有职守的官吏，都竭尽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努力做好工作，争取立功。现在却不是这样，官吏们积累时间就可以得到高位，日子一久，就可以升官，所以廉洁和无耻混淆，好人和坏人不分，真正的贤才就无法得到。臣愚蠢地认为让各位诸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他们管辖下的官吏和百姓中的贤才，每年荐举两人，用他们在皇宫中值宿守卫，而且还可以拿这件事来观察大臣的能力，如果荐举的人贤能，就给予奖赏；要是荐举的人不好，就加以惩罚。如果像这样，诸侯、二千石官都尽心寻求贤才，天下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得到，授给他们官职加以任用了。遍得天下的贤人，那么三王的盛世也就容易做到，尧舜的声名也就可以赶上了，千万不要用做官时间的长短来计算功劳，实际考察官吏的贤能是上策，衡量了才能以后再授给官职，考察了德行以后再确定职位，那样，廉洁和无耻待遇不同，好人和坏人就能够区别了。陛下给臣恩惠，宽恕臣的罪过，教臣不要害怕主管官吏，使臣能够切磋研究，臣不敢不倾吐自己肤浅的见解。

(1)长吏：指郡守、县令。郎中：官名，秩三百石。中郎：官名，秩六百石。(2)吏二千石子弟：言汉时二千石官可以保任其子弟为郎吏，进而当上长吏。(3)选郎吏又以富资：汉制，限资十算(十万钱)乃得为官。(4)差：次也。(5)害：犹妨。(6)官使：任职使用。

《贤良三策董仲舒》诗解六：太学养士与举贤之功

董仲舒于《贤良三策》中，极言养士与举贤之要，其论深契王道之本。今观其文，曰“广览兼听，极群下智，尽天下美”，此乃圣王治世之基。然功未加于百姓者，非力不足，实“王心未加焉”。曾子有言：“遵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董子引此，意在劝君以知行合一为务，诚内致行，则三王之治可复。

太学养士：教化之本
董子谓“养士大者，莫大太学”，盖太学乃贤士所由出，教化之本原。昔三代之盛，皆以庠序育才，故士习于礼义，民化于德行。今郡守县令，为民师表，若其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吏无教化，民失轨范，乃至“暴虐百姓，与奸为市”，此阴阳错缪、氛气充塞之由也。故太学之设，非独储才，实正本清源之举。

举贤授能：考绩之实
古之论功，“称职为差，非以富訾，非谓累日”。小材虽久，不脱卑职；贤才未历，不妨大用。然汉世积弊，“累日取贵，积久致官”，遂使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董子疾呼，当以“实试贤能，量材授官”，列侯郡守岁贡贤者二人，以观大臣之能。贡贤有赏，不肖有罚，如此则天下之士咸得官使，而治道可兴。

结语：躬行王道
陛下亲耕藉田，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此尧舜之心也。然“未云获者”，盖因士风未励。董子之策，直指时弊：太学不立，则贤才无由出；举贤不实，则吏治终难清。故欲致太平，必先“设诚于内而致行之”，以教化育士，以考绩择官。如此，则高明光大，不异三王矣。

（全文约780字）

董仲舒《贤良三策》太学养士之道发微

董子《贤良三策》所言"广览兼听，极群下智，尽天下美"，实为汉代文教制度之圭臬。其太学养士、举贤授能之策，非徒为选举之制，实乃贯通天道与治术的文明建构。今试析其要义三端：

一、太学为体：养士以成王道之器
董子云"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其根本在于建立太学这一"明教化之源"的机构。太学者，非仅授经术之所，实为"天人相与之际"的实践场域。通过六艺之教，使士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将个体修养与天下治理绾合为一。此即"遵其所闻则高明"的深层意蕴——太学所传者，非知识技能，乃参赞天地之大道。

二、举贤为用：制度化的德性实践
"悦德归谊"之说，须落实于"功不加民"的选举制度。董子设计的岁贡贤良、考绩黜陟之法，实为将道德理想转化为制度理性的创举。值得注意的是，其强调"行其所知则光大"，揭示选举非终点而是起点：入选者需在施政中验证所学，形成"学—举—行"的闭环。夜郎康居之归化，恰是这种制度外溢效应的体现。

三、内外相济：教化政治的辩证逻辑
"因用所闻，诚内致行"八字，道出董学精义。太学养士属"内圣"功夫，而殊方万里之归化属"外王"成效，二者通过"举"的机制相贯通。这种设计暗合《中庸》"成己成物"之道：朝廷开太学是"诚之者人之道"，贤良出仕而天下归心则是"诚者天之道"。董子将儒家心性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设计，此其超迈诸子处。

要之，董仲舒太学举贤之策，实为汉代版的"明明德于天下"。其以制度承载道德、以选举贯通内外的智慧，对今日文教体制建设仍有镜鉴。然今人读之，尤当注意：太学之所以能养真士，在于其"不与民争利"的独立品格；举贤之所以有效，在于"考其德行，察其道艺"的严谨标准。若失此二端，则制度空存而精义泯矣。

《贤良三策董仲舒》诗解第六篇所言“太学养士，举贤有功”，实为董子政治思想之精要，深具经世致用之义。其文虽简，然意蕴宏深，今试析之。

夫“广览兼听，极群下智，尽天下美”者，乃人君南面之术也。董子承荀卿“兼听则明”之训，倡言君主当集众智、纳群言，不以一己之私蔽天下公议。此非徒广视听而已，实欲以道德统摄政术，使政教之行合于天道。故曰“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内圣外王之道，于此可见。

至若“夜郎康居，殊方万里，悦德归谊”，乃言德化之远被。董子不以兵革之威为尚，而重文化之柔远。夜郎、康居，皆远夷之地，然慕汉德而归化，此非武力所能致，实王道感召之功也。昔孔子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董子之论，正与此契。

然董子亦明指时弊：“功不加民，王心未加”。谓当时虽有外抚四夷之功，然内政未修，恩泽未及于庶民。此诚振聋发聩之语！其意乃在警醒人君：外交之荣不若内治之实，远人之服不若百姓之安。故倡言“遵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强调知行合一之要。

最可贵者，在“因用所闻，诚内致行”八字。此乃董子思想之枢机：太学养士，非为虚名，实欲以经术造士，使明道德而知实务；举贤有功，非徇私情，乃欲以考绩黜陟，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其整套设计，皆以“诚”为本，以“致用”为归，将儒家内圣之学与外王之业贯通为一。

董仲舒之策，非徒高论，实具制度之匠心。太学之设，开后世科举取士之先声；举贤之法，立汉代察举制度之根基。其影响绵延二千载，直至今日文官制度之中，犹存其遗意。读者当于此等处深味之，方知董子非空谈性理之儒，实为通经致用之大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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