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卷13靳令诗解2重轻轻重以刑去刑

【商君书】卷13靳令诗解2重轻轻重以刑去刑

题文诗：
六虱仁义;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

非兵羞战.国有十二,无使农战,必贫至削.

十二成群,君不胜臣,官不胜民,六虱胜政.

十二成朴,其国必削.兴国不用,十二害者,

故国多力,天下莫犯.兵出必取;取必能有;

按兵不攻,其国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

多者不损,效功取爵,辩言不先,谓以数治.

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国好力则,谓以难攻;国好言则,谓以易攻.

重刑少赏,上以爱民,民以死赏.多赏轻刑,

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孔,其国无敌;

利出二孔,其国半利;利出十孔,其国不守.

重刑也者,以明大制,法度不明,六虱为害.

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民亲,

赏行民利.行罚也必,重其轻者,轻其重者,

轻者不至,重者不来.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罪重刑轻,刑至事生,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真情,知物之要,治有至要,故执赏罚,

以壹辅仁,必之续也,圣君治人,必得其心,

故能用力.力则生强,强则生威,威则生德,

德生于力.圣君独有,故能仁义,述于天下.

【原文】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译文】

    六种虱害：是礼制，音乐；是【诗经】【尚书】；是修养、仁慈，是孝顺长辈，尊重兄长；是诚实有信用，是正直廉洁；是仁爱、道义；是反对战争，是以参加作战为耻。国家有这十几种有害的东西，君主就没有办法让民众从事农耕作战，国家一定会贫穷直到被削弱。如果这十几种思想的信奉者成群结队，这就叫君主的统治不能超过他的臣下，官府对民众的治理不能超过他的民众，这就叫做六种虱子似的危害压过了国家的政策法令。这十几种思想如果有根基，国家一定会被削弱。因此，兴盛的国家不用这十几种思想统治国家，所以国家的实力雄厚，天下各诸侯国没有能入侵它的。军队如果出战，就一定能夺取土地；夺取了土地，就一定能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就一定能富足。朝廷的大小官吏，被人轻视也不会受毁谤，受到别人的重视也不会被人诋毁遭到损害，只要事业有成效建立功勋就能获得官职和爵位，虽然有诡辩的口才，也不能因为这一点而排在别人的前面，这就叫用法度来治理。凭自己的实力去攻打别的国家，出一分力会获得十倍的收获；凭空谈去攻击别的国家，出十分力会丧失百倍的代价。国家喜欢实力，这就叫用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喜欢空谈，这就叫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攻击别的国家。

   加重刑罚，减少奖赏，这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这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爵位利禄出自一个途径，那么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爵位利禄出自两个途径，那么国家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爵位利禄出自多个途径，那么国家的安全就难保了。加重刑罚，能严明重要的法度；法度不严明，是因为有六种像虱子一样的东西作怪。信奉像六种虱子似的有危害的思想的人成群，那么民众就不会愿意被君主役使。因此，兴盛的国家刑罚实行了，那么民众就会与君主亲近，奖赏实行了，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实行刑罚，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犯重罪的人使用轻刑（诸多学者认为此句当为衍文，与此篇文字多有类似的【韩非子·饬令】中就无『轻其重者』几个字——录者注），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再发生，犯重罪的事也不会有，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刑罚去掉了国家的事情也能办成；对犯有重罪的人使用轻刑，刑罚虽然使用了，而事情也没办成，这就叫用刑罚招致更大的刑罚，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

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所以他治理民众能掌握最关键的东西。如果掌握奖赏和刑罚用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来培养仁德，这一定是他政治思想的继续。圣明的君主在统治民众时，一定能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戴，所以，能在农战中用他们的力量。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德，恩德又产生于实力。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拥有实力，所以他在天下能继承仁义。

《靳令》篇刑德辩证思想发微——论商鞅“重轻轻重”法治纲领的深层逻辑

《商君书·靳令》篇以“六虱十二害”为批判对象，提出“以刑去刑”的法治主张，其核心在于“重轻轻重”的辩证施治原则。此说非表面所见之严刑峻法，实蕴含深刻的政治哲学思维。

一、“六虱十二害”批判的实质
篇中将仁义、礼乐、诗书等儒家价值喻为“六虱”，列“修善孝悌”“诚信贞廉”等十二项为害政之端，其批判焦点在于“无使农战”的社会效应。商鞅并非否定道德本身，而是警惕道德名义下的“虚文胜质”现象。当道德教化脱离耕战实务，形成“十二成群”的官僚文化时，将导致“君不胜臣，官不胜民”的权力失衡。这种“六虱胜政”的危机，本质上是对国家组织力涣散的预警。

二、“重轻轻重”的辩证法则
“重其轻者”与“轻其重者”构成法治施行的动态平衡。前者谓对轻微过失施以重罚，后者指对重大犯罪反予轻处。此看似矛盾的设计，实为“以刑去刑”的实践路径：通过提高违法成本震慑小恶，同时保留对重罪的宽宥空间以分化顽凶。如《去强》篇所言“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正与此章相发明。

三、“以刑去刑”的终极追求
商鞅法治思想的精义在于“刑期无刑”的自我消解性。通过“重罚轻罪”建立行为预期，使民众“日趋于利避害而不自知”，最终达到“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算地》篇）的治理境界。这种“刑德转化”思想，与黄老学派“刑德相养”之说颇有暗合，体现法家对“不令而自行”理想秩序的追求。

要言之，《靳令》篇的法治纲领绝非简单的重刑主义，而是建立在对人性趋利本能的深刻把握上。其“重轻轻重”的辩证设计，既是对儒家德教流弊的矫治，亦为构建“刑措不用”治世的必要手段。后世王安石谓“商鞅之法能使民务本而不事末”，正是对此深层逻辑的洞见。

《商君书·靳令》"重轻轻重，以刑去刑"义疏

《商君书·靳令》篇以"六虱"喻儒家仁义之说，倡"重刑轻赏"之法，其说峻刻而理路森严，今试为剖判其要义。

一、"六虱"之辨与农战之本
文中列"仁义、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非兵羞战"为十二害（六虱之倍称），谓其"无使农战，必贫至削"。此论当置于战国争雄之世观之：商鞅视道德教化若蠹虫，实因列国兼并之际，唯耕战可致强。其将儒家德目与国力消长对立，乃极端功利主义之体现。如《去强》篇云："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与此互为表里。然需辨明者，商鞅非否定道德本身，而谓"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靳令》），其矛头实指脱离耕战之空谈。

二、"重轻轻重"之刑赏观
"重轻"者，重刑轻赏也。商鞅主张"刑九赏一"（《去强》），谓"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靳令》）。其逻辑在于：严刑使人畏而不犯，薄赏使民珍而趋战。此说与儒家"德主刑辅"大异，然内在理路实通——皆欲以手段导民向善。商鞅之峻法，恰以"去刑"为终极目标，所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靳令》）。韩非解此最切："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韩非子·内储说上》）

三、君权与"六虱胜政"之防
"十二成群，君不胜臣"之论，揭示商鞅法治思想核心：制度设计须防道德话语权下移。儒家以仁义为君臣共守之道，而法家视之为权柄分散之端。故《说民》篇直言："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其将思想控制纳入强国方略，实开秦制"以吏为师"先声。然需注意，商鞅所批"贞廉"等德目，特指不事耕战之虚名，非谓官吏不必廉洁，观《垦令》"无宿治"等条可知。

结语
《靳令》篇之峻急文风，折射出战时法家"刻深寡恩"的特质。其说在非常之世或有其效（如秦之富强），然"六虱"之喻将道德与国力对立，终难免"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之讥。读此篇当把握两点：其一，法家所谓"刑"实为制度性威慑，非滥刑也；其二，"以刑去刑"的理想性与"重刑轻赏"的操作性间，始终存在张力。明乎此，方可理解商鞅之学何以能强秦而不能安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