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畏天命”，要敬畏因果定律，也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宇宙间存有森严的因果规律”，无论你相信不相信，它都对人发挥作用，不相信规律的存在，不等于可以逃脱它的制裁。就像物理一样，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祸福命运都是自己所感召、所转化。 古人认为，天命顺之则吉，逆之则凶。知命知得深远，始肯修德立命。不但立一己之命，更为生民立命。这才能成为君子之德。君子不仅自己要“明明德”，还要帮助民众开启明德，这两者就是自觉、觉他都达到至善圆满的程度，这就叫做“止于至善”。 这种敬畏天道的心，体现在个人修养上，就自然要求止恶修善；体现在社会治理上，也就自然要求劝善惩恶、扬善抑恶，鼓励人们积德行善。习近平总书记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直到今天，依然能从人们的口中听到这些古训，比如“人在做，天在看”“人善人欺天不欺” “人算不如天算” “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等等。这都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论一时而论久远的传统道德观念，人们能自觉地约束心行而积极地止恶修善，对于醇化人心、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安定团结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如果缺少这种敬畏天道的心，会导致什么结果？“无知者无畏” “无法无天”，既不相信世间的法律，又不相信天理。为什么？因为，世间送礼行贿可以不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是逃不过的。如果有这种敬畏之心，就不会做悖德、悖理的事；如果对传统文化中所讲的“道”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就会做出悖德、悖理的行为，导致出现“失道者寡助” “逆天者亡”的结果。例如，现在领导干部的“四风”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官二代”问题、“富不过三代”的现象等，都与缺少经典中的教诲密切相关，像“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天道祸淫最速” “为君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成由勤俭破由奢” “多行不义必自毙”，等等。 特别是现在的贪污腐败问题，要让人们“不必贪，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怎样让人有“不敢贪”的敬畏之心？除了让人知道畏惧法律，腐败一定会锒铛入狱之外，另一方面要让人深信因果，提倡因果教育。像《太上感应篇》中的比喻：“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取非义之财的人，如同吃有毒的肉、喝有毒的酒一样，不仅不能止息饥渴，还会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太上感应篇》被誉为历代状元、宰相必读之书，什么意思？不是说读了《太上感应篇》就一定能做到状元、宰相，而是说要做好状元、宰相必须读这部书。如果经常读这些圣贤书，对于因果的道理就会非常明确，怎么还敢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曾国藩先生能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因为他从小熟读圣贤书，对于《大学》中“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规律深信不疑。也就是说，财货是以不好的、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也一定会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所以“不敢贪”，除了不触犯法律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人从内心明了因果、惧怕因果。 “不必贪”，譬如给官员的工资、俸禄非常稳定，让他们保持有尊严的生活绰绰有余。现在很多地方都提倡“高薪养廉”，当然，高薪对于养廉是很必要的，但并不是说就一定能够促成廉洁，它还有很多条件。 “不能贪”，也就是法制监督机制很健全，他想贪污受贿，马上就被发现了，使他不能去贪污。 “不愿贪”，也就是要兴起伦理道德教育，让人有羞耻心、有气节。比如，《弟子规》中说：“德有伤，贻亲羞。”一个人德行上有过失，就会让父母、亲人跟着蒙羞。作为官员，一旦锒铛入狱，他的父母无地自容，怎么忍心让父母蒙羞呢？可见，伦理道德教育非常重要，所以古人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为官者要清楚自己做官的目的，如果做官是为了发财，那何必做官，直接去经商就好了，挣的钱多还没有风险。之所以选择做官，就是因为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有一种担当的精神，目的是把国家治理好，使社会和谐稳定，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是读书人、做官人的使命。 古代人对于士特别尊重，士、农、工、商，把读书人排在第一位。《孟子》中说：“爵一、齿一、德一。”让人们尊敬有爵位的人，尊敬上年纪的人，尊敬有德行的人。为什么古人对于有爵位的人如此敬重？因为选择做官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能够在事业上成圣成贤。不仅自己成圣成贤，还要率领民众成圣成贤。 圣贤人有什么特点呢？圣贤人念念都为天下苍生着想，心中没有自己。所以，圣贤人办政治，办的是圣贤政治，圣贤人当官才能够当好官，这也是靠教育来成就的。所以，古人通过各种方式使官吏清廉，让人们不必贪、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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