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卷5说民诗解1任奸别规法胜其民

【商君书】卷5说民诗解1任奸别规法胜其民

题文诗：

辩说巧慧,乱之赞也,有赞则行;礼乐也者,

淫佚之徵,有徵则用;慈仁也者,过之母也,

有母则生;任誉也者,奸之鼠也,有鼠不止.

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则其国弱;国无八者,

政胜其民,则国兵强.国有八者,君上无以,

使民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君上有以,

使民守战,必兴至王.用善人治,民亲其亲;

任奸而治,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之谓也;

别而规者,奸之谓也.章善过匿,则民胜法;

任奸罪诛,则法胜民.民胜国法,则其国乱;

国法胜民,则国兵强.以良民治,必乱至削;

以奸治民,必治至强.以难慎攻,起一取十,

轻易以攻,起十亡百.国好力者,曰以难攻;

国好言者,曰以易攻.民易为言,则难为用.

国法以作,民之所难,兵之所用,民之所易,

而以力攻,起一得十;国法以作,民之所易,

兵之所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出十亡百.

【原文】1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徵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　　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亡百。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译文】1

巧言善变，聪明有智谋，是民众违法乱纪的助手；儒家繁琐的礼节，使人涣散意志的音乐，是导致民众放荡淫佚的原因；仁慈是犯罪的根源；担保、举荐，是罪恶的庇护所。坏事有了帮助才能四处流行，放荡有了引导才能做起来，错误有了根源才能产生，罪过有了庇护的场所就无法制止。这八种东西结成群，民众就会不受政府法令的限制国家就会被削弱；政府的法令能压制住民众，兵力就会强大。所以，国家如果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没有办法派遣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国家没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有办法役使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就一定兴旺，直到称霸天下。

    用所谓的善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只爱他们的亲人；用所谓的奸民（相互监督）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会遵守国家的法制。民众结合起来就会互相掩盖过失，这就是所谓的善；使民众疏远分开，互相监督。这就是所谓的奸。表彰所谓的良民，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起来；任用所谓的奸民来治理，那么民众中的过错就会受到惩罚。民众的错误被掩盖，那么民众就会凌驾在法规之上；民众的罪过受到惩罚，那么国家的法规就能压住民众。民众凌驾在法规之上，国家就会混乱；法规限制住民众，国家的兵力就强大。所以说，用所谓的良民整理国家，国家就一定会乱，直到被削弱。用所谓的奸民治理国家，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直到强大。

     国家用难以获得的实力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能取得十分效果；国家用容易得到的空谈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会损失百倍的力量。国家喜欢实力，这叫用难以得到的东西去攻打别国。国家喜欢空谈，这叫用易于获得的东西去攻打别国。民众喜欢做空谈之事，国家就难以役使他们去从事农耕和作战，国家的法规督促民众作难以做到的事，战争中利用民众这些实力去攻打别国，动用一份力量能获得十倍的收获；国家的法规督促民去做容易做的事，战争中用民众所难具备的东西攻打别国，那么出十分的力量会损失百倍。

《商君书·说民》治国要义阐微

《商君书·卷五·说民》首章揭示了法治国家的核心治理逻辑。本文认为，商君提出的"八者"之辨实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性原则，其要义可析为三层：

一、乱政八端与强弱之辨
文中所谓"辩慧、礼乐、慈仁、任誉"四者及其衍生现象，构成弱国之源。辩慧生乱法之智，礼乐成淫佚之阶，慈仁启过犯之端，任誉长奸邪之庇。此八者群聚，则民必逾法而政令难行，终致"民胜其政"的弱国局面。商君以犀利的政治解剖指出：国家强弱分野，正在于能否根除这八种破坏法治的要素。

二、任奸治术与法民关系
"以奸民治"的命题尤具深意。商君发现，用善人治理反致"民亲其亲"，形成私谊网络；而用奸人治理却能"民亲其制"，迫使民众依赖制度保障。这种看似悖论的政治智慧，实则揭示了法治的本质特征——通过建立普遍的制度威慑，而非依赖个别道德典范。当"罪诛"取代"过匿"，法律权威方能真正树立。

三、难易之策与攻守之道
治国方略的"难易选择"体现战略智慧。商君洞察"民易为言，难为用"的人性本质，主张立法当从难（作民之所难），用兵则取易（用民之所易）。这种"以难立法，以易用兵"的辩证思维，既确保制度威慑力，又提高军事效率。反之，若立法从易而用兵从难，终将导致"出十亡百"的战略溃败。

要而论之，本章构建了"法胜其民"的完整理论体系：在价值层面清除八乱，在制度层面建立"任奸"机制，在策略层面贯彻难易之道。这种刚性法治思想虽显严苛，但其揭示的"制度权威优先于道德感化"的治理原则，至今仍具启示意义。当代治国者当鉴其精髓而弃其极端，在法治与人本间求取中道。

《商君书·说民》章句诠解：任奸别规与法胜其民之要义

《商君书·说民》一章，以峻切之笔剖析治国之枢机，其核心在于“法胜其民”与“任奸别规”。此二者乃法家“以刑去刑”思想之实践纲领，今试析其理。

一、辩慧礼乐之害：乱政之源
章首直言：“辩说巧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此四者，皆被视为弱法败政之端。
1. 辩慧生乱：巧言令色之徒，以虚辞惑众，使法令不行。商君以为，民智开则法权堕，故须禁绝“私议”，使民“朴而可役”。
2. 礼乐导淫：儒家之礼乐，法家视之为纵欲之阶。商鞅主张“去礼义，务耕战”，盖因繁文缛节耗民力而弱国本。
3. 慈仁养过：宽仁之政，易使民生侥幸之心。法家尚“轻罪重刑”，以严刑杜绝微过，所谓“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
4. 任誉纵奸：虚名之徒（“鼠”喻隐匿之奸），若受擢用，则奸行不绝。法家重实效而抑浮誉，以“功出于战”为用人准绳。

二、法胜其民：以刑止刑之逻辑
“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一语，道出法家强弱之辨。其要义有三：
1. 法为胜负之枢：民若凌法，则国纪涣散；法能制民，则国力凝聚。此即“法胜民则治，民胜法则乱”。
2. 去“八者”以强法：辩慧、礼乐等八类“弱法”因素，须以刑赏二柄彻底禁绝，使民“畏法如惧雷霆”。
3. 刑九赏一之策：商鞅主张“刑多而赏少”，且赏必出于战功，以此驱民于农战，杜绝他途。

三、任奸别规：驭臣之术
“任奸”非谓用奸人，乃指以法网洞悉奸行，使“奸人不得利”。其术有三层：
1. 设告奸之制：令民相互监察，“不告奸者腰斩”，使奸无所匿。
2. 别规于法外：法外之行，无论善恶皆须禁绝。商君云：“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
3. 以势御下：君主操刑赏之权，使臣民“利出一孔”，则奸佞自绝。

结语：法家之现代省思
《说民》之论，虽为战国富国强兵之策，然其“法胜民”思想，实揭示秩序与自由之永恒张力。今人读之，当辨其时代局限，亦须深思：法治之严明与民权之保障，如何得兼？此或为商君留给后世之诘问。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依《商君书》文本及法家思想体系立论，力求还原其冷峻峻切之风，兼以现代视角点出其思想张力，供读者参酌。

《商君书·说民》析义：任奸别规与法胜其民

《商君书·说民》篇以峻切之笔阐发治国驭民之术，其核心在于“法胜民”之逻辑。文中所谓“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实为法家对儒家德治思想之系统性批判，其旨归在于确立以法为纲、以刑去刑的统治秩序。

“辩慧”者，巧言诡辩之智，若纵容其滋长，则民心浮动，法令难行。商君以为此乃“乱之赞”（助长混乱之媒介），故需以法禁绝；“礼乐”在儒家为教化之本，在法家眼中却成“淫佚之徵”（放纵之征兆），因其繁文缛节易使民失质朴而趋浮华；“慈仁”虽为常情，然施之过当则成“过之母”（过失之根源），导致法纪松弛；“任誉”（推崇声誉）则被斥为“奸之鼠”（奸邪之藏匿处），因其易使民竞相虚誉而轻实功。此四者若有群聚之势，则“民胜其政”——民气凌驾于政令之上，固法家所深忌也。

商鞅主张“任奸别规”，非谓任用奸邪，而是以法为镜，使奸伪无所遁形。其逻辑在于：民性本趋利避害，若以德化导之，则易生伪善；若以法约束之，则民虽欲为奸而不敢为。故“法胜其民”非以暴虐为能，乃以制度之力使民归于农战，禁绝虚浮之风。所谓“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正是通过严明的法度实现“以刑去刑”之治。

此篇深意，在于揭示法家“以法制民”的刚性治理哲学。其与儒家“以德化民”形成鲜明对照，二者皆源于战国乱世中对秩序重构的探索。然商君之论过于强调法的威慑功能，而轻忽民性之教化，虽可收短期之效，然长此以往，难免使民困于刑网而失其生机。读此篇者，当明其时代局限，亦须反思法治与德治平衡之道。

（全文共798字，依嘱采用专业文风，立足文本析义，兼顾思想评骘。）

华韵国学知识助手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