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論】卷23遵道詩解2丞相史:可令扶繩不可論道術外文學:小人智淺謀大故廢

【鹽鐵論】卷23遵道詩解2丞相史:可令扶繩不可論道術外文學:小人智淺謀大故廢

題文詩：
丞相史曰:說西施美,無益於容,道堯舜德,

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為治,而言以治,

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而美,富人囷倉.

欲粟務時,欲治因世.商君昭然,獨見存亡,

而不可與,世俗同者,為其沮功,而多近也.

庸人安故,而愚者果,其所聞故,舟車之治,

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法立,然後民信.

孔子有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

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文學對曰:

君子者能,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謀大,

睿智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壞,名立不頓.

小人也者,智淺謀大,羸弱任重,是故中道,

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法,非聖人道,

而因於己,是故乃亡.易曰小人,處居盛位,

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能善終身,

未之有故,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禹之治水,

民知其利,皆勸其功.商鞅立法,民知其害,

皆畏其刑.故夏禹後,功立而王,商秧法行,

而亡商鞅,有獨智慮,世乏獨見,之證文學,

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蒙殃.德不配位,

必有餘殃;小人情假,虛情假義,權力惟圖.

【原文】

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為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注釋】『以』，同『已』。
　　囷（qun）：古代一種圓形的糧倉。倉：糧倉。
　　沮功：毀壞功業。多近：以眼前利益內重。
　　胡元常曰：『'治」，張本『始』。』
　　【呂氏春秋·樂成篇】：『舟車之始見也，三年而後安之。』
　　【論語·子罕篇】：『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處引文刪去中間，僅用了首尾兩句。
　　扶繩循刻，按照墨線去雕刻，就是墨守成規的意思。

　【譯文】丞相史說：談論西施的漂亮對自己的容貌沒有什麼好處；講述堯、舜的德行對今天治理國家沒有什麼幫助。現在文學不談治理國家的方法，卻說過去治理的沒有功勞，如同不講耕田種地的方法，卻讚美富人有充實的糧倉。要想得到糧食的人就一定要遵守農時，想治理好國家的人，必須適應時代情況。商鞅所以對國家存亡的問題了如指掌，有獨特的見解，而不與當時一般人的見解相同，是因為那些人的見解毀壞功業而且以眼前利益為重。平常的人，滿足於舊有的東西，愚昧的人，堅信所聽到的。所以舟、車開始使用以後，百姓經過三年才習慣使用。商鞅變法成功了，然後百姓才信服它。孔子說：『可以一道求學的人，未必能一道通權達變。』文學只能墨守成規，不能和他們討論先王之道以外的道理。

  【原文】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睿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己，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後功立而王，商秧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乏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蒙殃也。

　　【注釋】

多聞闕疑，語出【論語·為政篇】。是說『多聞博學，疑則闕之』。
　　述而不作，語出【論語·述而篇】。是說『只能傳舊，不宜創新』。
　　『大』原作『小人』二字，正嘉本、太玄書室本、倪邦彥本、張之象本、沈延銓本、金蟠本、楊沂孫本都作『大』，今據改正。
　　睿（rui）智：明智，聰慧。
　　頓：毀壞。
　　蘇秦，見【非鞅篇】注釋。
　　今本【易經】無此文，疑出【易傳】及【易緯】，見【困學紀聞】一。夏後：夏后氏，夏王朝的別稱。這裡指禹。
　　『乏』原作『不』，案【玉篇·正部】：『五，扶法切，文反正為五，又無資曰五，今作乏。』『五』與『不』，形近致訛。
　　此句原作『亦無累負之殃也』，今據俞樾說校改。

【譯文】文學說：君子多聽而且避開有懷疑的地方，遵循古道而不去創新，聖明通達而且智謀遠大，聰明有智慧而事業專一，因此能成功而不垮台，有名望而不毀壞。小人智慧淺薄而野心大，就像身體瘦弱而硬挑重擔一樣，所以只能半途而廢，蘇秦、商鞅就是這樣的人。他們不用先王之法而誹謗聖人之道，只是依着自己的意見行事，所以滅亡。【易經】上說：『小人當了大官，位置雖然很高，但必定要垮台。不完全按照先王之道行事，不能始終堅持仁義，反而能有好結果的人，是從來沒有的。因此，這種人開始可能爬到天上，但最終必定掉在地上。』大禹治水，老百姓知道治水的好處，沒有人不幫助他成功。商鞅變法，老百姓知道變法的害處，沒有人不害怕他的刑罰。所以，夏禹成功做了帝王，商鞅變法一實行他就被殺了。商鞅有獨持的見解，但缺乏向世人證實其見解的效果，文學既然不配和你們商議當世的權變之計，也就不會有遭受禍殃的災難了。

【鹽鐵論·遵道】篇所載丞相史與文學之辯，實為治國理念根本分歧之體現。丞相史以實用主義立場，提出"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的鮮明觀點，其思想內核有三重深意：

一曰"因世而治"的變法觀。丞相史以商鞅變法為例，指出"庸人安故而愚者果其所聞"，強調改革必經歷"使民三年而後安之"的陣痛期。此論源自【呂氏春秋】"舟車之始見"典故，揭示社會變革的必然規律。其"欲治者因世"的主張，實為法家"世異則事異"思想的發展，與韓非"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之說一脈相承。

二曰"權變"與"守常"之辨。引孔子"可與共學，未可與權"之語頗具深意。【論語】原文本為道德修養的進階論述，此處被創造性轉化為對文學之士"扶繩循刻"的批判。這種詮釋將儒家"權變"思想工具化，暗合【易傳】"窮則變，變則通"的智慧，卻剝離了其"時中"的德性內涵。

三曰功效優先的治理邏輯。以"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囷倉"為喻，建立"方法-成效"的因果關係鏈。這種思維將商鞅"法立民信"的強制服從，偷換為普遍的政治正當性標準，恰暴露其理論缺陷——將短期政策效果等同於長治久安之道。

文學之士的反駁直指要害：首先以"智淺謀大"點破急功近利之弊，引用【周易】"亢龍有悔"的意象，揭示權力與德性的辯證關係。其次通過禹治水與商鞅變法的對比，闡明"民勸其功"與"民畏其刑"的本質差異。最後以"德不配位，必有餘殃"作結，回歸儒家"為政以德"的根本立場。

這場辯論實為漢代政治哲學的重要轉折點。丞相史將儒家"權變"思想異化為政治實用主義，而文學之士則堅守"謀大""事寡"的治國智慧。千年後的今天，重讀這段對話，猶見"制度效力"與"價值引領"的永恆命題。歷史證明，任何脫離道德根基的權變之術，終將墮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的循環，此乃【鹽鐵論】留給我們最深刻的啟示。

【鹽鐵論】卷二十三【遵道】篇所載丞相史與文學之辯，實為西漢治國方略之爭鋒。丞相史以功利實效為尚，文學則以道德根本為宗，二者立場之異，折射出儒法思想在漢廷政策層面的深刻張力。

丞相史之論，顯法家實用主義底色。其謂"道堯舜德無益於治"，恰如韓非"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之遺響，強調"欲治因世"的變法主張。以耕戰為喻，譏文學"不言耕田之方而美富人囷倉"，此乃商鞅"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商君書·農戰】）思想的延續。其將治國比作"扶繩"之技，暗合【韓非子·顯學】"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的實證精神，反映出官僚體系對可操作性的追求。

文學之士的反駁，則深得儒家"君子不器"之旨。其斥"小人智淺謀大故廢"，正本於【周易·繫辭下】"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的聖訓。所謂"可令扶繩不可論道"，實指技術官僚拘泥具體事務而昧於大道，此與孔子"君子謀道不謀食"（【論語·衛靈公】）形成呼應。其堅持"言以治之無功"的立場，恰是孟子"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的政治哲學體現。

二者之爭，本質是"王道"與"霸道"的千年之辯。丞相史所持乃"治術"層面工具理性，文學所守為"治道"層面價值理性。桓寬將此論置於【遵道】篇，其微言大義或在於：真正的治國之道，當如董仲舒所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既需商鞅式的制度設計，更不可背離堯舜之德的根本精神。此中深意，足為後世資治之鑑。

【鹽鐵論】卷二十三【遵道】篇所載丞相史與文學之辯，實為漢廷政策思想交鋒之縮影。丞相史之言『可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其核心在於強調務實政治與理想化古訓之張力。今試析其理趣如次。

丞相史以『美西施無益於容，慕堯舜無益於治』為喻，揭示文學之士空談古道而疏於時務之弊。其言『不言耕田之方而美富人囷倉』，恰中時弊——治國若只頌揚王道成果而不究實施之術，猶羨倉廩豐實卻怠於稼穡之術。此論折射法家『因世而治』之思想，與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商君書·更法】）一脈相承，主張政策須隨世變通，非拘泥古訓。

然文學之士駁以『小人智淺而謀大』，實承儒家『君子務本』之旨。其暗引【周易】『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之誡，強調治國需根基深厚。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正與文學反對急功近利之立場相合。其所護者，乃王道政治中『敬天保民』之根本精神，非徒慕古而已。

二者之爭，實為漢室『霸王道雜之』治國策略之微觀呈現。丞相史代表之官方立場，重在制度效率與現實需求，故言『欲粟務時，欲治因世』；文學則秉持儒家理想，強調道德根基與歷史經驗。桓寬將此辯置於【遵道】篇中，暗喻『道』兼含常經與權變——既需恪守治國大道，亦須因時損益。

觀今日之鑑，此辯猶存深意：治國理政須平衡理想與現實，既不可懸置道德空談功利，亦不可脫離實務空慕古道。如【中庸】所言『致廣大而盡精微』，真正之治道，當在崇本務實之際兼懷遠慮，方可達致『倉廩實而知禮節』之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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