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明清“闭关锁国”？警惕落入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陷阱

​丁一凡：明清“闭关锁国”？警惕落入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陷阱

今年8月，一篇名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文章在网络上发酵。文章指出，明清政府所采取的“自主限关”政策固然有消极防御、漠视科技的一面，但并未完全阻断中外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互鉴，因此不应将“闭关锁国”作为明清社会的标签。该论文引发巨大争议，有人指责该文鼓吹闭关锁国，甚至将本文的学术观点附会为某种政治立场，认为中国未来将趋于封闭自守。

在2022年的“思想者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围绕“新时代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文明意义”，对明清“闭关锁国”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回应。

丁一凡认为，所谓“中国闭关锁国”的说辞实为西方殖民者为掠夺中国而炮制的借口，如果不加反思地接受这一叙事，就会落入西方殖民主义的陷阱。拒绝将明清社会简单地标签化为“闭关锁国”并不意味着拒斥开放、拒斥现代化，恰恰相反，澄清历史真相是为了打破西方神话、树立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信。

我想回应一下王绍光老师刚才的发言。王绍光老师指出，西方的现代化建立在殖民主义的基础上，西方国家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它们掠夺了亚非拉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但是，我还想补充一点：除了掠夺广大亚非拉国家之外，西方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是掠夺中国。我们中国人被西方洗脑，不知不觉承认了西方的叙事，以为西方殖民主义与中国没有太大关系。但事实上，中国恰恰是西方殖民主义最大的掠夺对象...

欧洲人清楚地知道，比起其他亚非拉国家，中国才是最大的财富所有地。因此，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发现美洲、殖民美洲之后，立刻把眼光对准了中国，准备攻打、劫掠中国。不过，当时的明朝还有一定实力。在华传教士利玛窦听闻西、葡两国谋划攻打中国后十分担忧，致信教皇称“明朝很强大，不仅国家有组织，城市有城墙，而且明朝还有大炮。”利玛窦通过教皇向西、葡两国的殖民主义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如果你们打算攻打中国，很可能一败涂地。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才放弃了攻打中国的企图。

然而，清朝建立后，中国又一次成为了欧洲殖民者的目标。英国之所以派马戛尔尼来华，主要就是为了探查中国的情况，从而判断是否能攻打中国。所谓“马戛尔尼来访是为了通商，清朝闭关锁国不同意通商，所以英国只能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无非是英国在鸦片战争之后采用的宣传口径，英国真正的目标并非通商，而是掠夺。

事实上，早在当年西、葡两国谋划攻打中国时，类似的托词就已经被炮制出来了。当时，两国设计的说辞是“第一，中国人不愿通商；第二，中国人禁止外国传教士传教”。由于两国最终不敢进攻中国，这两个借口当年没有用上，多年后被英国人“抄袭”。

所以，所谓“清朝因闭关锁国而招致外国侵略”其实是一个谎言。我们错把英国的宣传口径当作现实，多年以来一直在重复这种错误的叙事。要树立文化自信，就必须澄清历史真相、揭穿殖民主义者的谎言。

大量证据表明，清朝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闭关锁国。首先，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你怎么能说最大的贸易国是闭关锁国的国家？这根本不合逻辑。

另外，清朝虽然制造业发达，但货币管理能力相对落后。中国当时的货币体系是白银，而白银的供给取决于市场而非国家。换言之，市场上有多少白银流通，就有多少货币供给量。中国不是产银大国。因此，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持中国的货币体系、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不断地、大量地进口白银。而中国从外部市场获得白银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贸易盈余，进口白银。这种货币体系结构如何能“闭关锁国”呢？西方国家说中国是重商主义，说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中“只认白银”，其实他们没弄明白中国人对白银的渴求究竟从何而来。

所以，中国从来不是拒绝通商、闭关锁国的国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00年之后，西方转而强迫中国以英镑等外国货币支付战争赔款。起初，英镑和白银之间的汇率是固定的；但随着英国人学会了“玩金融”，国际市场上英镑不断升值、白银不断贬值。由此，英国就以金融手段“套”住了清朝——清朝政府被迫用英镑还债时，偿还的白银越来越多，最终无力支付赔款。随后，英国以此为由“帮助”中国建立海关，向中国商人收取关税，再用源于中国人的关税来向英国支付赔款。

这分明是西方殖民者压迫、掠夺中国人的手段，却反被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大加赞扬。在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看来，英国人帮助我们建立了现代海关、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可见英国人是多么善良。他们不明白，西方“帮助”中国建立海关的真实目的是榨干中国人的血汗、掠夺中国人的财富。

  如果没有对中国的掠夺和压榨，西方国家不可能那么迅速地发展起来。我们往往陷入“机械决定论”，认为机器生产必定强于手工业，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欧洲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发明了蒸汽机和纺织机，但当时英国工业并不比中国手工业更有竞争力。

欧洲工业真正打败中国手工业的时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正是欧洲对中国的掠夺。欧洲从中国榨取大量利润后，才有钱投资工业，从而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只要理清了这段历史的逻辑线索，我们就能明白，西方之所以能率先实现现代化，并不是因为其鼓吹的所谓“制度优势”、“文化优势”，而是因为西方通过掠夺其他国家实现了工业化。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再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度相信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相信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并不像我们曾经想象的那样遥遥领先，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不是唯一的现代化道路。

西方将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吹嘘为“历史的终结”，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却表明，西方的模式不适用于中国，也不适用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这将导致整套西方神话的崩塌。

总之，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是靠掠夺中国才崛起的。如果忽视这一点，就无法看清这段历史的内在逻辑与真相。

回应丁一凡先生关于明清‘闭关锁国’论述的学术商榷

丁一凡先生对明清时期‘自主限关’政策的辨析，以及其对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陷阱的警惕，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然而，若欲深入探讨此议题，需从历史语境、政策实质与全球互动三重视角进行更缜密的学术审视。

一、‘自主限关’的历史语境与政策实质
明清时期的对外政策，需置于当时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结构中理解。明代‘海禁’始于洪武年间，初衷是防范倭寇与张士诚残余势力，其核心是‘禁民不禁官’，通过朝贡体系维持有限度的官方贸易。清代‘一口通商’政策（1757年）亦非绝对封闭，而是以广州十三行为枢纽，形成高度管控的贸易网络。据《粤海关志》记载，18世纪中叶广州年均关税收入达百万两白银，足见贸易规模之巨。此类政策本质是‘选择性开放’，而非西方叙事中的‘完全隔绝’。

二、西方殖民话语的建构与解构
丁先生指出的殖民主义话语陷阱确有其据。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突破贸易逆差，将中国‘限关’政策扭曲为‘野蛮排外’，以此合理化鸦片战争。此类叙事掩盖了殖民者以武力强开市场的本质——正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言：‘“闭关”一词模糊了中英冲突的实质，即西方要求不平等贸易特权。’然而，若完全否定‘限关’政策的保守性，亦可能陷入另一种简化史观。明清对科技交流的消极态度（如康熙禁习西洋历法、乾隆拒斥马戛尔尼使团的技术展示），客观上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此点需客观承认。

三、全球史视野下的再平衡
破除西方中心论，需回归全球互动框架。16-18世纪的中国，仍是白银全球化的重要枢纽。美洲白银经马尼拉大帆船流入中国，换取丝绸、瓷器，这一贸易占西班牙美洲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沃伦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而清廷对俄罗斯的《恰克图条约》（1727年）、对东南亚的‘帆船贸易’政策，均显示其外交的务实性。所谓‘闭关’，实为对主权与安全的防御性调控，与同时期日本锁国、奥斯曼帝国收缩具有相似逻辑。

结语：超越二元对立的历史观
丁先生的论述启示我们：历史评价须避免非此即彼。明清政策既有维护主权的合理性，亦含错失机遇的局限性。今日重审这段历史，非为辩护或批判，而是厘清殖民叙事的霸权逻辑，同时汲取封闭与开放的历史经验。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信，正源于此种辩证的历史自觉——既拒绝西方话语绑架，亦不回避内向政策的代价，方能在文明互鉴中走出新路。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力求以考据为基础，兼顾学术性与现实关怀，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之争，仅供学术交流参考。

回应丁一凡先生论明清“闭关锁国”之辨

丁一凡先生对明清“闭关锁国”论的批判，实为近年来史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一次重要纠偏。此论题涉及历史评价、话语权争夺与现代化道路反思三重维度，须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析之。

一、“自主限关”与历史语境的再审视
所谓“闭关锁国”，实为19世纪西方殖民者为合理化其侵华行径而构建的标签。明清两朝的海禁政策（如明初“片板不许下海”、清初“迁界令”）确有其事，但其本质是应对倭患、郑氏集团等特定威胁的防御性政策，而非全面隔绝中外联系。以贸易论，广州十三行、澳门葡商、恰克图中俄贸易等渠道始终存在；以文化论，利玛窦、汤若望等西士在华活动，明清士人对《几何原本》《坤舆万国全图》的接纳，均证明“限关”不等于“闭绝”。若以“闭关”概括明清对外关系，无异于以“贸易逆差”否定当代全球化，乃削足适履之举。

二、殖民话语的陷阱与学术祛魅
丁先生指出“闭关论”乃殖民借口，直指问题核心。16世纪以降，西葡殖民者视中国为“东方黄金国”，其未能武力征服（如西班牙1586年《征华计划》流产），转而以鸦片、炮舰强行破关。及至19世纪，“闭关”更成为英法等国发动战争的道德幌子——若中国真如其所诬“完全封闭”，马戛尔使团何以携乾隆敕谕返欧？广州口岸何以年吞吐白银数千万两？此叙事实为“殖民者逻辑”：将受害者污名化为“封闭落后”，以掩盖其掠夺本质。今日学界重审此说，非为美化明清政策，而在揭露话语霸权对历史的扭曲。

三、现代化道路的自信与历史镜鉴
王绍光先生论西方现代化依赖殖民掠夺，丁先生补充中国亦为重要受害对象，此论极确。但需进一步阐明：明清“限关”的教训，不在其“拒外”，而在未能如日本“兰学”般主动筛选、吸收西方技术精华。当代中国的开放，恰是摒弃被动挨打、转向自主开放的智慧——从“师夷长技”到“一带一路”，皆体现“以我为主”的文明主体性。破除“闭关”迷思，正是为了超越“封闭/开放”的二元对立，树立“开放须以主权平等为前提”的现代化新范式。

结语
历史研究贵在求真。明清对外政策确有保守成分，但以“闭关锁国”一言蔽之，既失史实之真，复堕殖民话语之彀。丁先生之论，非为历史辩护，而为现实正名：唯有挣脱西方叙事的枷锁，方能在文明互鉴中走出真正的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