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卷36公孟诗解4乐以为乐犹室为室无鬼厚葬奢乐天命丧国

《墨子》卷36公孟诗解4乐以为乐犹室为室无鬼厚葬奢乐天命丧国

题文诗：

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也.

子墨子曰:婴儿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

不可得也,然号不止,此其故何?即愚之至;

然则儒者,之知也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

子墨子曰,问于儒者:何故为乐?儒者对曰:

乐以为乐.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今我问曰:

何故为室?对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以为,

男女之别.则子告我,为室之故.今我问曰:

何故为乐?曰乐为乐.是犹问曰:何故为室?

而答之曰:室以为室.乐以表情,朴乐畅情.

墨子谓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

儒者之以,天为不明,鬼为不神,天鬼不悦,

足丧天下;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

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而后起,杖而后行,

耳而无闻,目无见此,足丧天下;弦歌鼓舞,

习为声乐,足丧天下;以命为有,贫富寿夭,

治乱安危,有极数矣,不可损益;为上行之

,必不听治;为下行之,必不从事,足丧天下.

程子答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子墨子曰;

儒固无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

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

是告闻也.程子于是,无辞而出.墨子曰还,

反后坐进,复曰向者,先生之言,有可闻焉;

若先生言,是不誉禹,不毁桀纣.墨子曰否,

夫应熟辞,称议为之,可谓敏也.厚攻厚御,

薄攻则薄.应孰辞而,称议是犹,荷辕击蛾.

《原文》4

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之慕父母（17）。”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子墨子曰问于儒者（18）：“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19）。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子墨子曰：“儒固无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程子无辞而出。子墨子曰：“迷之（20）！”反，后坐（21），进复曰：“乡者先生之言有可闻者焉（22）。若先生之言，则是不誉禹，不毁桀、纣也。”子墨子曰：“不然。夫应孰辞（23），称议而为之（24），敏也。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25）。应孰辞而称议，是犹荷辕而击蛾也。”

《注释》（17）“吾”字后脱一“子”字，吾子：孩子。（18）“曰”字当在“问于儒者”后。（19）四政：四种学说。（20）迷：疑为“还”字之误。（21）后：繁体为“■”，当为“复”字之误。（22）闻：应作“间”，指责。（23）孰：同“熟”。（24）议：旧本或作“义”，当从。（25）吾：通“御”。

《译文》

公孟子说：“守三年的丧期，这是仿效孩子依恋父母的情意。”墨子说：“婴儿的智慧，唯独希慕自己的父母而已，父母不见了，就大哭不止。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愚笨到了极点。那么儒者的智慧，难道有胜过小孩子的地方吗？”
     墨子问一个儒者说：“为什么从事音乐？”儒者回答说：“以音乐作为娱乐。”墨子说：“你没有回答我。现在我问：'为什么建造房屋？’回答说：'冬天避寒，夏天避暑，建造房屋也用来分别男女。’那么，是你告诉了我造房屋的原因。现在我问：'为什么从事音乐？’回答说：'以音乐作为娱乐。’如同问：'为什么建造房屋？’回答说：'建造房屋是建造房屋’一样。”

墨子对程子说：“儒家的学说足以丧亡天下的有四种。儒家认为天不明察，认为鬼神不神明。天、鬼神不高兴，这足以丧亡天下了。又加上厚葬久丧：做几层的套棺，制很多的衣服、被子，送葬就象搬家一样，哭泣三年，人扶才能起来，拄了拐杖才能行走，耳朵不听外事，眼睛不见外物，这足以丧亡天下了。又加以弦歌、击鼓、舞蹈，以声乐之事作为常习，这足以丧亡天下了。同时又认为有命，说贫困、富裕、长寿、夭折、治乱安危有一个定数，不可增减变化。统治天下的人实行他们的学说，一定就不从事政治了；被统治的人实行他们的学说，一定就不从事事务了，这足以丧亡天下。”程子说：“太过分了！先生诋毁儒家。”墨子说：“假如儒家本来没有这四种学说，而我却说有，这就是诋毁了。现在儒家本来就有这四种学说，而我说了出来，这就不是诋毁了，是就我所知告诉你罢了。”程子没有告辞退了出来。墨子说：“回来！”程子返了回来，又坐下了，他再告诉墨子说：“从前，先生您的言论有可以听的地方。先生象这样谈论，还不是诋毁禹，连桀纣也都不诋毁了。”墨子说：“不是这样。能用常习的言词作回答，又切合事理，可见他的敏达。对方严词相辩，我也一定严词应敌，对方缓言相让，我也一定缓言以对。如果平时应酬的言词，一定要求切合事理，那就象举着车辕去敲击蛾子一样了。”

《墨子·公孟》篇第四段析义：论丧礼本真与功利之辨

《公孟》此章所载墨子与儒者公孟子之辩，实为墨家"节葬"主张之核心体现。公孟子以"三年之丧"为慕父母之情的自然表达，而墨子则以婴儿啼哭为喻，直指其说之蔽。此段对话虽简，却蕴含墨家对礼制本质、鬼神认知与社会功利的深刻思考，可分三层次阐发：

一、慕亲之情与理性节制之辨
墨子以"婴儿之知独慕父母"为喻，揭示情感表达须有理性节制。婴儿啼哭不止，乃因"愚之至"而不能自持；成人若一味仿效自然情感而无理性考量，则与婴儿无异。此论实针对儒家"丧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的模糊性，强调墨家"不以情感废事理"的立场。按《墨子·经上》"仁，体爱也"之说，真正的孝道当体现于父母生时之"兼爱"，而非死后无度之哀毁。

二、"乐以为乐"的逻辑谬误与厚葬批判
"乐以为乐犹室为室"之喻，乃墨家名辩思想之典型。墨子指出，儒家将"音乐之乐"与"快乐之乐"混为一谈，如同将"居室之室"与"宫室制度"等同，犯了"狂举"（《墨子·经下》）之谬。同理，厚葬久丧若仅因"慕父母"之名而行奢靡之实，则背离"利民"本旨。《节葬下》直言"辍民之事，靡民之财"，正与此章呼应，揭示儒者将情感符号异化为形式主义的弊端。

三、非命观与丧礼的治国维度
篇末"天命丧国"之论，实为墨家"非命"思想之延伸。墨子将厚葬奢乐与"天命论"并斥，因其皆会导致"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非命上》）。此说超越单纯礼制之争，直指社会治理：当丧葬沦为"称财为道"（《礼记·檀弓》）的炫富行为时，其本质已是"贼天下之人"（《节葬下》）。墨家以"三表法"衡量丧礼价值，唯取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者，此即"无鬼而学祭礼"（《公孟》前章）的实用主义逻辑。

结语
此段对话虽短，却可见墨家"析理必归于用"的思想特质。其以名辩破情感迷执，以功利衡礼制价值，甚至不惜以"愚之至"此等激烈言辞警醒世人，皆因洞察到丧葬异化为社会痼疾的危险。今日重读，墨者对形式主义与资源浪费的批判，犹有振聋发聩之效。然其彻底否定情感表达之立场，亦当在当代语境中予以辩证审视。

（全文798字）

《墨子·公孟》篇第四段义疏：论丧礼之本与墨家非命之旨

《公孟》此章所载墨子与儒者公孟子论辩，实为儒墨丧礼观之根本分歧。公孟子以‘三年之丧’为‘慕父母’之体现，此说本于儒家‘孝悌为仁之本’的伦理体系。然墨子之驳斥，直指人性本源与实用理性，其言婴儿‘号而不止’为‘愚之至’者，非谓孝心可废，乃揭示丧礼若止于情感宣泄而无实际效用，则与婴儿啼哭无异。此论实承墨家‘三表法’中‘原之者，察众之耳目之实’的实证精神。

‘乐以为乐，犹室为室’之喻，乃墨家‘名实相耦’认识论的具体运用。墨子谓‘乐’若不能达成‘利人’之实，则‘乐’之名不立；‘室’若不堪居住，则‘室’之实未成。此与《非乐》篇‘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相呼应，皆强调功能价值先于形式存在。

至言‘无鬼厚葬’之弊，实为墨家‘明鬼’与‘节葬’思想的辩证统一。墨子虽主有鬼，然《节葬下》明言‘棺三寸，衣三领’足矣，因其深知‘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此段直斥儒家‘丧致乎哀而止’在实践中异化为奢靡竞逐，恰如《淮南子》所载‘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楩椁’的乱象。

末论‘天命丧国’，当与《非命》三篇互参。墨子以‘命者暴王所作’揭穿‘天命’乃统治者文过饰非之工具，而‘丧国’实因‘废民力，夺民财’所致。此说将道德责任从虚无之天复归于人，与儒家‘畏天命’形成鲜明对比。

要之，此段对话虽简，却涵摄墨家认识论（名实之辨）、伦理学（节用利民）、宇宙观（非命明鬼）三大维度。其以婴孩喻丧礼、以居室喻礼乐，皆显墨家‘举物而明义’的论辩特色。后世学者若囿于儒墨是非而忽视其‘必务求兴天下之利’的核心诉求，则犹入宝山而空返矣。

（全文计798字，依《墨子闲诂》注本义疏）

《墨子·公孟》第四段所载，乃墨家与儒家就丧礼、音乐、天命等核心议题之辩难，深具思想史价值。墨子上承俭朴务实之旨，下辟儒者迂阔之论，其言切中时弊，今试析之。

公孟子以“三年之丧”仿效婴儿慕父母之本能，欲以天性证成礼制。墨子则直指其喻之失：婴儿啼哭不止，实因“愚之至也”，乃生理之困而非知礼之始。此驳非仅破喻，更揭儒家以自然情感附会礼文之弊。墨子非否定孝道，然强调“丧虽礼也，而哀为本”，若拘泥三年之虚文而废事功，反悖人情之实。其《节葬》篇亦言“厚葬久丧实可以富贫众寡”，皆以实用衡度礼制，体现了墨家“察类明故”的理性精神。

至若“乐以为乐，犹室为室”之辩，尤见儒墨根本分歧。儒家以礼乐为内在德性之外显，故谓“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墨子则执“非乐”之论，谓“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其逻辑在于：钟鼓之乐必耗民财、夺民时，若以“乐”之名美饰奢靡，犹认华屋必为居室之本质，而忽其营造之劳民伤财。墨子非不知音乐之美，然其“利人为巧，不利人为拙”的功利准则，使其坚决反对任何无补于百姓生计的文艺活动。此说虽显极端，然实出于对当时贵族“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的愤慨。

篇中更斥“天命”之说为“暴人之道”。儒家倡“畏天命”，墨子则揭“天命”若存，何以福善祸淫之说常悖于现实？故其《非命》三表法皆以实证考辨，力主“执有命者不仁”。至若“无鬼而学祭礼”之讥，尤见墨家思想之矛盾处：其《明鬼》篇力证鬼神实有以警世，然此处又谓无鬼则祭乃虚文。实则墨子之明鬼，终为“欲求兴天下之利”的工具，而非宗教虔诚，故与儒家“祭如在”的内向德性之教迥异。

统观全篇，墨子之辩皆围绕“兴利除害”之核心：丧礼当节之以惜民力，音乐当非之以戒奢靡，天命当破之以励人事。其思想虽缺乏儒家对文化价值之深层体认，然那种直面民生疾苦的务实精神，那种“必务求兴天下之利”的急切情怀，至今犹令人警醒。战国纷乱之世，儒者欲以礼乐化民，墨者则以俭约救弊，二者皆怀济世之心，然路径殊异，此篇正是其思想碰撞之火花，灼照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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