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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说苑》卷13权谋诗解14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武王独见雍季之言百世之谋 题文诗： 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 桀怒而起,九夷之师,以伐汤之,伊尹谏汤, 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 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贡职. 桀怒又起,九夷之师,于是不起.伊尹曰可. 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逐桀于,南巢氏焉. 武王伐纣,过隧斩岸,过水折舟,过谷发梁, 过山焚莱,示无返志.至有戎隧,大风折斾. 散宜生曰:此其妖欤?王曰非也;天落兵也. 风霁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啬.其又谏曰: 此其妖欤?武王曰否,天洒兵也.卜而龟熸. 乃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不,利以祷祠, 利以击众,是熸之已.是故武王,顺天地犯, 三妖而擒,纣于牧野,其所独见,其至精也. 昔晋文公,欲与荆人,战于城濮,君问咎犯. 咎犯对曰:服义之君,不足于信;服战之君, 不足于诈,诈之而已.君问雍季,雍季对曰: 焚林而田,得兽虽多,明年无复;干泽而渔, 得鱼虽多,明年无复.诈犹可以,偷一时利, 而后无报.遂与荆军,战而用诈,大败之及, 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问曰:城濮之战, 咎犯之谋!晋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 咎犯之言,一时之权,吾既行之.仲尼闻曰: 文公之霸,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原文》 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 《原文》 武王伐纣，过隧斩岸，过水折舟，过谷发梁，过山焚莱，示民无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大风折斾。散宜生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风霁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啬。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龟熸。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不利以祷祠，利以击众，是熸之已。”故武王顺天地，犯三妖而禽纣于牧野，其所独见者精也。【注释】 斾，汉字，读作pèi，古同“旆”：“织文鸟章，白～央央。” 【译文】 周武王征伐商纣王，清晨点燃蜡烛动身，通过隧道后破坏了两壁，渡河后毁了船只，经过山谷后拆除桥梁，走过山地就焚烧莱菜，以此向百姓表示义无反顾的意志。行军到有戎地区的一条大隧道时，大风吹折了军旗，散宜生进谏说：“这是妖孽作怪吧？”武王说：“不是，这是上天为我们降下兵器（砍断的）。”风刚停不久，接着又降下大雨，大水遍流，行动不便，散宜生又进谏说：“这是妖孽作怪吧？”武王说：“不是，是上天洒水来为我们洗刷兵器。”占卜时，烧龟甲的火熄灭了，散宜生又进谏说：“这是妖孽作怪吧？”武王说：“说明此时我们不应当祝祷神灵，而应当去激励全军的士气，这是火熄灭所预示的意思。”所以武王顺遂天地，逆犯三种妖兆，而在牧野擒拿商纣王。他的独到见解真精辟啊。 《原文》 晋文公与荆人战于城濮，君问于咎犯。咎犯对曰：“服义之君，不足于信；服战之君，不足于诈，诈之而已矣。”君问于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干泽而渔，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诈犹可以偷利，而后无报。”遂与荆军战，大败之。及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也；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寡人既行之矣。”（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译文】 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征询咎犯的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那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可。”
文王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
文王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为何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而轻视长远利益呢？” 【注释】 出自 《吕氏春秋》卷14孝行览4义赏2诈伪不长赏必以义：
原文： 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 孔子闻之，曰： “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 【译文】《吕氏春秋》 从前晋文公要跟楚国人在城濮作战，召来咎犯问他说：“楚国兵多，我国兵少，怎样做才可以取胜?”咎犯回答说。“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对于礼仪的盛大从不感到满足，作战频繁的君主，对于诡诈之术从不感到满足。您只对楚国实行诈术就行了。”文公把咎犯的话告诉了雍季，雍季说：“把池塘弄干了来捕鱼，怎能不获得鱼?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鱼了，把沼泽地烧光了来打猎，怎能不获得野兽?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了。诈骗的方法，虽说现在可以苟且得利，以后就不能再得利了，达不是长久之计。”文公采纳了咎犯的意见，因而在城濮打败了楚国人。回国以后行赏，雍季居首位。文公身边的入劝谏说：“城濮之战的胜利，是由于采用了咎犯的谋略。您采纳了他的意见，可是行赏却把他放在后边，这或许不可以吧！”文公说：“雍季的话，对百世有利，咎犯的话，只是顾及一时。哪有把只顾及一时的敞在对百世有利的前面的道理呢？”
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说：“遇到危难用诈术，足以打败敌人；回国以后尊崇贤人，足以报答恩德。文公虽然不能坚持到底，却足以成就霸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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