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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聂文蔚之致其良知之一

传习录作者:王阳明发布:延章

2022-5-9 01:06

此信为阳明先生与聂文蔚的第二封论学书信。 此书于嘉靖七年 ( 1528年 ) 十月写于广西,为王阳明的绝笔书信。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旁踩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方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廖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浚一简幸达致之。

译文
来信已收到,得知您最近在学问上大有进步,欣喜难以言表。认真阅览数遍,其中呈还有一两处不太透彻,那仅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尚未纯熟,当功夫纯熟时,这种现象自然会不复存在。例如赶马车,已经行走在康庄大道上,有时出现的迂回曲折,那是由于马性还未调养好,或者是缰绳马勒还不够整齐,但已经在康庄大道之上,拐到小道上的情况绝对是不会有的。最近,海内诸多朋友中达到您这一步的尚不多见,我甚感欣慰。这正是圣道的一大幸事。从前我就有咳嗽怕热的疾病,近来在炎热的地方,病情复发得更厉害。皇上英明洞察,托付的责任重大,又不敢推辞。地方上的众多军务,均是带病处理的,好在如今动乱已经平定,并向皇上呈请回家养病,若能在家乡避暑,也许能够痊愈。我即将返乡,伏枕写信,诉不尽倾慕和企盼。另外,捎给惟浚 ( 陈九川 ) 的书信请代为转达。

评析
这封信是王阳明给好友聂文蔚 ( 名豹,江西永丰人,官至兵部尚书 ) 的第二封信,也是王阳明的绝笔书信。嘉靖七年 ( 西元1528年 ) 十月写于广西。其时王阳明肺病再度加剧,遂上疏告归故里,十一月二十九日,归途中卒于江西南安。

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问之,则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著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渀渀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译文
来信所问的问题,草草略作答复。近年来山上讲学的人,常常说勿忘勿助的工夫很艰难。向他们询问个中原由,他们以为刚用了一点心意就是助、稍不用心就是志,所以很难掌握。我接着问他们:『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他们不能作答,反过来问我。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讲学只说一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每时每刻去『集义』。若时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时又出现间断,这就是忘,就必须『勿忘』。时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时又想求速效,这就是助,就必须『勿助』。这种工夫都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在其中起着提醒警觉的作用。如果工夫本来没有间断,就不用说『勿忘』;本来不想求速效,就不用说『勿助』。这工夫是何等的明白简易、何等的洒脱自在!此刻不到『必有事』上下功夫,则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这就有如生火做饭,锅里还未烧水下来,而一味去添柴加火,最终不知能烧出个什么名堂?只怕还没调好火候,灶上的锅早已先行破裂了。最近,那些专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们犯的毛病正是如此。成天凭空去做一个勿忘的工夫,又凭空去做一个勿助的工夫,无边无际,完全没有切实的下手处,到头来工夫也只做个死守空寂,变成一个痴呆汉。刚碰到一点难题,就心烦意乱,不能妥善应付,及时作处理。这些人都是志士仁人,但是忧劳困苦,错过了一生时光,这都是学术耽误了他们,太可悲了!

评析
【荀子·劝学】中有这样一段话:『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没有强劲的筋骨,在地上层吃泥土,在地下层喝泉水,它的用心是一致的。螃蟹八只脚,两个螯,没有鲇鱼、鳝鱼的窝,它就无处藏身,它的用心是浮躁的。所以,没有沉默的意志的,就没有光明的智慧;没有隐微的行为,就没有显著的功勋。』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其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译文
『必有事焉』仅为『集义』,『集义』仅为『致良知』。说到集义时,或许一时还把握不住关键所在。说到致良知,那么一时间就可实地用功了。所以我只说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实实在在地去致良知,就是诚意。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而无丝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自然不会有忘的毛病;无丝毫的意、必、固、我,也自然不会有助的毛病。因此,说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时,也就不用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主张勿忘勿助,也是就告子的毛病而言的。告子主张强制人心,这是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只谈助长的危害。告子的助长,亦是因为他以为义是外在的,不懂得在自己的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有了助长的毛病。若时时从己心上去『集义』,那以,良知本体自会洞明,自会明辨是非,丝毫也不能逃脱。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主张,对后来的学问固然有很大贡献,但他也是因病施药,说个大约,不比【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十分精一简炼,彻头彻尾,永无弊病。

评析
王阳明为了论证『致良知』说,强调【大学】、【中庸】的宗旨是合一的。他认为,【中庸】的『慎独』就是【大学】的『致知』,『慎』就是『致』,就是个人的内心省察和主观努力;『独』就是『良知』,是主宰天地万物的绝对本体。所以,『慎独』即『致其良知』,也就是求得本体的工夫。与孟子『集义』说大同小异。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译文
圣贤讲学,常常是因时事而发。他们所说的好象各不相同,但其中工夫的根本却是一致的。在天地之间,原本仅有这个性,仅有这个理,仅有这良知,仅有这件事。因此,只要是就古人论学上说工夫,就不用掺杂搭配,自然地吻合贯通。若认为需要掺杂搭配地讲解,那是因为自己的工夫不够纯熟。近来,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搭配良知后才能完备,这是他们对集义工夫的理解还不透彻。集义的功夫还不透彻,正好成了致良知的负担。主张致良知这一功夫必须与勿忘勿助搭配起来才能明白,这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还不纯熟,致良知的功夫不纯熟,又正好成了勿忘勿助的负担。这些都是在文义上勉强地解释,以求融汇贯通,还未曾就自己实在的工夫上体悟,所以说得越细致,就会相差得越远。您的观点,在『大本达道』上不存问题。至于致知、穷理、勿忘勿助等观点,有时也有掺杂搭配之处,但这正好是我上面讲的,在康庄大道上出现的迂回曲折的情况。等到功夫纯熟后,这种情况自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评析
圣贤们的学说,虽说法不一,其中的内涵是一致的;人所处的环境天各有别,但本性、智能没有什么两样。本性,虽是我们所不能造作的,然而是可以转化的;致知、穷理的功夫,虽是我们原本没有的,然而可以造作。所以,道,不是天道,也不是地道,终归还是人道。人道,就是『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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